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经济取得长足发展,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一方面,城市数量增多和人口大量涌入对公共基础设施需求不断增加,要求地方政府加快建设诸如垃圾处理厂、变电站、发电厂等设施以保障居民生产生活正常运行。另一方面,人们对基础物质条件的追求要求地方政府必须保证经济持续发展,投资建设诸如PX化工项目等重大能源工程就成为基本选择。虽然这些设施工程有益于全体居民,但却对设施附近公众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外部效应,影响到他们对生活的体验感和获得感,由于公众环境意识及自我维权意识不断提升,设施附近公众对这种设施表现出强烈排斥态度,不容许建在“自家门口”。这便是邻避效应（Not In My Backyard）。我国从2007年厦门PX事件开始,十余年间邻避事件频频发生,愈演愈烈,我国不折不扣进入“邻避时代”。邻避效应的产生,不仅造成基础公共设施搁置停建,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时邻避冲突也加剧了地方政府和设施附近公众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对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造成极大阻力,是地方政府必须要解决的治理难题。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具有典型代表的15起重大邻避事件,对邻避困境基本表现和一般特点做出深入细致分析发现,这些典型邻避事件都具有相似结果,都遵循较为相同的生成演变逻辑。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回答和寻找到破解邻避困境的一般化模式,探寻剖析邻避困境如何产生,生产逻辑是什么,又该如何破解。对此,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按照“认识、分析、破解邻避困境”基本思路对邻避问题作出系统研究。在系统梳理我国具有典型代表的15起重大邻避事件基础上,从案例中设施附近公众反对设施建设主要原因中筛选提取出四个核心影响因素:价值、风险、利益和信任,将相关利益主体划分为“地方政府”和“设施附近公众”,将困境生成过程划分为设施选址、情结酝酿、利益诉求、项目决策和冲突爆发五个阶段,并将这些要素纳入统一分析体系,构建起“多因整合性分析框架”,并用此框架系统分析邻避困境的生成逻辑,以此来解释邻避困境产生的原因。基于对邻避困境全程化、全要素、动态化的分析,本文提出对邻避困境的治理要实现前端预防而不是末端管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价值融合、风险疏导、利益保障、开放决策和应急管理等途径实现对邻避困境的有效治理,进而走出邻避困境治理只“破”不“立”的被动局面,实现从“邻避”（Not In My Backyard）到“迎臂”（Yes In My Backyard）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