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经历了举世瞩目的超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在这个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高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而在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不能满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将目光转向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渠道:即通过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式有两种,一方面依靠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则依靠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资源配置接近最优的帕累托水平。但短期内,生产力水平变化程度有限,使技术进步效应迅速提高很难。相比之下,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是提高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更合理途径,也是深刻理解可持续发展,探寻我国下一步经济发展动力的要求。本文利用2009-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基于三次产业16个行业微观层面数据,实证研究金融错配与技术进步效应之间的定量关系,试图从微观层面的技术进步角度发掘金融错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第一,本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得出企业的技术进步和金融错配之间的关系,从金融错配角度重新审视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和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技术进步差异。第二,基于CD(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运用OLS、OP半参数法估算能代表企业生产效率的技术进步效应,有效解决传统测算方法中的内生性和样本误差问题。其次根据历年企业财务报表数据构建代表企业金融错配程度的指标。第三,选择行业、地域和所有制因素作为模型的虚拟变量,验证金融错配与技术进步效应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发现,在样本区间内除了租赁和商务服务行业外的其他各行业的技术进步效应都处于下降趋势,和经济增长趋势基本吻合,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行业和建筑业的技术进步效应在三次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这和国内房地产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有一定关系。总体上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效应大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大于西部地区,和地区间经济发展有正相关关系。单从技术进步效应看,农林牧渔行业的技术进步效应要高于信息技术行业,若考虑金融错配因素,信息技术行业的技术进步效应高于农林牧渔行业,说明传统行业受到的影响比新兴行业大,另一种解释为新兴行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的金融错配在一定程度上是促进技术进步效应的提高。各行业内,不考虑所有制金融错配时,私营企业的技术进步效应要高于国营企业,加入所有制金融错配因素后,私营技术进步效应明显要低于国营企业,因此样本期间内国有企业的技术进步效应反而会大于私营企业。以2014年为例,如果降低私营企业的金融错配程度,使私营企业享有国有企业同等的资金成本和便利程度,那么国民经济增加值约能增长 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