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进步历史观的深层结构,以及立足于此结构考察进步信念的消失,是理解所谓“后现代”生存状况的一个哲学基础,而这个基础又同时是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正当性的前提。进步历史观的深层结构有两点:其一是线性矢量时间观,它为历史提供一个不同于循环状态的向前的方向;其二是神圣目的论以及与其有隐秘性关联的理性本质论,它为历史提供价值依据,把历史事件统一于“必然进步”这一规律之中。矢量时间观发源于创世论,贯穿于整个旧约时代,并在末世论信仰中得到确立。末世论信仰与弥赛亚盼望紧密相联,而基督的受难使时间得以完满。犹太—基督教信仰首先给了历史一个向前的方向,其次给了历史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即体现在“已然到来”中,又体现在“必将如此”中。作为物理学对象的时间与(物质的和事件的)运动不可分离,它既是运动的过程,又是运动的标尺。时间与运动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希腊哲学中有其根源,即一元论向二元论的转变,从而,时间最终被划分为标度性的绝对时间和作为运动的相对时间。循环时间观的实质是对“本质”的信赖。任何对本质的偏离必然是退步,而一切退步的尽头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即本质的回归。故而,希腊循环时间观与退步历史观是内在一致的。希腊历史观的淡薄,一方面来自于这种循环观念下历史学的不必要性,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历史与形而上学的矛盾性。真正明确地进入人们知识系统中的历史进步观念,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事情。这时的进步观念摆脱了退步、循环观的纠缠,也不再依赖于神学上的信仰支持,而完全得自于人类理性能力的确信。摆脱了神学权威的理性,放弃了对神学超越维度的研究,也质疑了柏拉图“理念”式的本质,而将目光转移到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的研究,并将这种研究扩展到了社会历史领域,以期获得历史必然进步的规律。然而,对于理性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又划分为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前者在被指认为“独断论者”之后,哲学基本走上了经验主义的道路。这种道路逐渐抛弃了本体论与价值论,而将哲学限定在认识论范围内。理性体现为对世界的认识和知识的积累。启蒙时期,理性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领域,人们相信通过对规律的不断发现,通过知识的积累,人类历史必然进步。但对这种普遍历史观的反对也相伴而生,他们反对以启蒙标准来绳矩各种形态的人类文明,认为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文明都有自身的价值,都能给生活其中的人们带来幸福。而且,希图为历史寻找普遍规律的作法也终归失败,因为历史哲学是一种悖论,历史把各种观察列举出来,而哲学则要使它们服从一个原则。故而,以理性为基础,来探讨历史进步的作法终止了,历史成了无价值关涉的纯然连续,虚无主义的萌芽出现了。问题的关键乃是:一,人们以进步—落后的价值观取代了善—恶的价值观;二,人们在追问本质时,遗忘了本源,或将二者混为一谈,从而本体论与价值论被抛弃了,哲学萎缩成了认识论,并且用处甚微。存在论哲学在一个崭新的层面上恢复本体论与价值论,并继承了非理性的方法论。存在论哲学对经验主义、以及由经验主义所造就的工具理性的牢笼为代表的人类生存状态展开了广泛的质疑。理性主义哲学内部也发生了危机,理性被等同于权威,传统认识论也遭受了质疑,个人趣味取代了真理的标准。这也与语言哲学转向和交往理性的建立相关。语言作为主体间的可反思性对象,使哲学有了一个真实的基础。在后现代这样一个失去价值认同,甚至失去认识认同的境遇下,何者对个体来说是最重要的,以及何者对于大众来说是有意义的和好的,似乎是一个难题了。但人必须有所选择,是依据于趣味,还是依据于严肃的教育,这是人仅有的权力。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伦理空场的时代,基督教在中国寻求其正当性。基督教伦理实质上是一种位格伦理,而宗教信仰则是个体选择其生存方式的自由。宗教不再是在以前的社会制度层面,而是在个体的心性结构上发挥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在原有形态上接受现代性挑战。现代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后神学的政治社会,这是一切文化交融的前提。而现代性对中国的冲击,不仅是中西价值的交战,更是古今价值的更替。故现代性、后现代性首先不是个体性事件,而是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