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全球金融,似乎逐渐形成了在综合经营上的共识。公元1998年花旗集团与旅行者集团的合并代表着企业的声音,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表明了政府的态度。随着金融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改变原有金融分业经营模式,允许金融机构在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领域实行综合经营,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期待更加广阔的市场,而匹配更小的风险。　　虽然目前我国的法律和部门规章都未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但在现实经济中已经存在像中信、光大、平保等跨行业控股多个金融企业的控股集团。综合经营是发展趋势,在中国严格分业经营的法律框架下,金融控股公司是实现综合经营的一种现实的选择。　　金融控股公司有不同的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三种。一类来源于各国的金融监管法律的分类,如美国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日本1997年的《金融控股公司解禁整备法》。在这些法律文件中,主要依据发起公司或者集团核心企业的性质,将其分为银行控股公司、证券控股公司、保险控股公司等。　　第二类来源于理论界研究进行的分类,这又分为两种情况。国内比较权威的文献如夏斌(2001),安志达(2002),贝政新、陆军荣(2003),谢平(2004)根据控股公司的理论将其分为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Pure FHC)和混合型控股公司(Mixed FHC),标准是母公司是否从事事业经营。另外理论界为了论述的方便,还常常以国别作为分类依据,以体现各国不同环境影响下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路径,如常说的德国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　　这些模式各有利弊,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问题。由于各国的历史渊源、经济基础、制度环境特别是监管体系、文化等的不同,最终走上了各异的发展道路。探讨在我国特定的国情以及入世、金融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下,选择何种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因此,本文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和已有资料、数据的前提下,通过规范研究、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典型金融控股公司的形成基础和特征。并针对我国的特定金融基础和现实的需求，借鉴跨国公司组织结构选择等理论,对我国金融控股模式的选择做出了研究和判断。　　本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从各国实践和巴塞尔委员会定义两个角度论述了对金融控股公司概念的已有认识,总结出金融控股公司概念包含的三个最基本要素:金融主业、跨业经营、对子公司的控股地位;并将金融控股公司分为两类三种。然后论述了发展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必要性: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优势是内在动因;正式加入WTO是外在压力;金融体制改革是特殊的现实要求。法律法规留有的切口和已开展实践探索积累的经验为发展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提供了可行性。　　第二章以国别为标准,采取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德、美、日三种典型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德国模式能够较充分地实现综合金融的优势,但是风险容易在集团内部传播,集团内部利益冲突可能性较大;美国模式在效率和安全之间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均衡,但是对国家金融监管的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日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相似于美国模式,但同时还具有财阀色彩浓、发展路径曲折的特点。　　第三章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模式选择做出了分析和判断。从国别比较来讲,本文认为美日模式比较适合我国国情,这是因为:具有相似的金融市场发展历程、金融结构和法律基础。从主导金融机构比较来讲,本文认为银行主导型金融控股公司理应成为我国的首选:我国金融市场银行业占绝对主导地位;国家政策的支持；商业银行已具有一定的金融控股公司改制实践基础。从组织结构上讲,本文认为纯粹型控股公司更有优势,这是因为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有利于多元化战略与专业化战略的统一；有利于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适应于我国监管体系和能力。　　第四章讨论在特定的环境下,构建我国模式金融控股公司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通过区域、机构整合,业务整合,兼并收购或建立战略联盟,加速国有商业银行构建金融控股公司试点；准确认知并有效控制金融控股公司资本不足风险和内部交易风险；在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法律法规依据和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