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研究中,学者们更侧重于强化对公民知情权的保护,认为在政府信息公诉讼中对滥诉行为进行认定与规制会导致公民的知情权受到侵害,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问题在各地大量的涌现。基于这些滥用申请权的行为,又诱发了政府信息公开诉权的滥用。政府信息公开滥诉行为,明显违背了《条例》的立法目的,凭空增加法院工作压力,造成有限的司法资源被极大浪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固有价值的发挥。笔者通过查阅国内涉及滥用信息公开诉权的裁判文书,截取了100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梳理案例归纳其特点,为构建规范的滥诉认定构成要件提供实践基础。通过数据分析将常见的政府信息公开滥诉情形分为4个主要类别,又整理出法官在认定政府信息公开滥诉时的主要考量因素。结合样本案例与国内现有行政法领域的滥诉理论进行分析,滥诉认定要件比较混乱和认定程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受到质疑,是法院在实践中对滥诉行为认定时所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容易造成法官自由裁判权的滥用,从而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规制滥诉与自由裁量权之间失衡。因此,对政府信息公开滥诉的认定与规制迫在眉睫。我国滥诉的认定理论多集中于民事诉讼领域。对于滥诉的认定,民诉领域主要存在两种理论,一种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两要件说”,另一种是基于侵权责任的“四要件说”。研究发现,学者对于行政诉讼中的滥诉认定,大都直接借鉴民事诉讼领域的学说,也存两种主流学说。其中“两要件说”重行为轻结果,回避了滥诉行为与客观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两要件说”虽然从逻辑上为认定滥诉减轻了负担,但基于信息公开诉讼的特殊性,笔者认为规制信息公开滥诉行为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有限的司法资源受到不合理的浪费。假如诉讼行为没有消耗不必要的司法资源,那么出于对公民权利保护的角度,认定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构成滥诉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侵犯。因此,诉讼行为所造成的相应的结果,也应当作为滥诉认定的必要构成要件进行考量。“四要件说”相较与前者,要求考量诉讼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滥诉行为的构成要件归纳更完整。但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四要件说”将当事人“反复多次”提起诉讼作为客观行为要件进行考量,不符合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的认定逻辑。结合样本案例,笔者认为“反复多次”应当放在主观恶意中进行考量。“两要件”与“四要件”中共同存在的问题是,没有把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是否“违背立法目的”纳入构成要件进行考量。笔者认为,考量当事人的客观行为是否违背立法目的是十分有必要的。笔者决定参考域外的认定,结合国内行政诉讼领域中两种学说的共性与各自的合理性,依托政府信息诉讼中认定滥诉的司法实践,构建出一个更加完善,更加具有合理性的滥诉认定构成要件与滥诉认定程序。从行为主体、主观因素、客观行为、行为后果四个方面出发,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滥诉行为的认定要件的构建。同时完善立法支撑,笔者建议将诚实信用原则写入《条例》和《行政诉讼法》,并通过立法,添加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相关规定,如滥诉的规制、梯度收费、滥诉信用制度等。以求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滥用信息公开诉权的认定与规制提供一个可行思路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