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全面建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时代背景下,商标权利人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商标诉讼逐年增加,商标侵权损害赔偿若达不到权利人预期的赔偿数额,将打击商标权利人维权的欲望,侵害商标权行为愈发恶劣,将不利于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2013年商标法引进惩罚性赔偿,以实际损失、侵权获利、参照商标许可使用费倍数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但其适用并不太理想,司法实践中适用其用以判赔的案件屈指可数,虽然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对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变更到了一倍以上五倍以下,并将法定赔偿的最高限额也从300万元更改为了500万元,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司法适用难的问题。本文采用个案与类案并行的研究方式,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引用商标法至今的判决书进行梳理。并以数据呈现出的表征为切入点,通过数据统计呈现出的特点剖析商标侵权损害赔偿适用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商标侵权案件惩罚性赔偿在我国的适用情况,提出完善我国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具体建议,期望助力提高司法审判质量,推进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有效实施,为知识产权其他领域的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树立标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激励创新创造、维护公平竞争、促进文化繁荣的重要作用。第一部分,惩罚性赔偿的理论概述。惩罚性赔偿是指在侵权行为较为严重的案件中判决被告支付超过原告损害的赔偿,其兼具了民事、刑事、经济法责任的某些特征。在法定情形下得以适用,但赔偿数额存在不确定性,适用要件的认定模糊。其兼具惩罚与预防功能、补偿与激励功能,有助于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第二部分,商标侵权案件惩罚性赔偿的司法现状。在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诉廖尧繁侵害商标权一案中,法院本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进行判决,但却通过法定赔偿行惩罚性赔偿之便,使惩罚性赔偿束之高阁。由点及面,再纵观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条款生效至今的侵害商标权纠纷类案件,综合分析数据得出商标权纠纷类案件存在如下特点: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虽整体数量呈上升趋势,但绝对数量较少;案件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得以确定存在偶然因素,而绝大多数案件缺乏此类因素;赔偿系数的确定缺乏统一的标准,法官说理模糊不清;案件判赔率低,打击维权积极性;法官未对适用要件进行规范适用。第三部分,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在我国适用困境的成因分析。基于相关案例的梳理,折射出我国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存在问题,究其原因,商标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为“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何为“恶意侵犯”“情节严重”目前并不明晰。并且绝大多数商标侵权案件的基础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计算惩罚性赔偿数额存在困难,权利人举证困难,而法定赔偿使权利人获得诉讼程序优势,减轻了权利人的举证责任,对权利人和法官来说都不失为一种经济、高效的方式,更有法官在适用过程中混淆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多重因素导致惩罚性赔偿适用率低。第四部分,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完善路径。细化惩罚性赔偿适用标准,将“恶意”改为“故意”,并明确“情节严重”的内涵;合理确定惩罚性赔偿基数与倍数,降低计算难度,提高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利用酌定赔偿规则辅助确定赔偿数额;完善证据制度降低权利人举证难度;厘清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的关系,鼓励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回归主流,避免法定赔偿的泛化;确定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限制,防止对侵权人过度惩罚;发挥行政执法机关对商标权保护的作用,实现多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