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译的历史应该与人类的历史几乎同样久远。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和民族之间为了彼此沟通、加深相互理解,口译应运而生,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声传译作为口译的一种形式,在国际会议等场合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形态上来看,同声传译大致可以分为无稿同传和有稿同传两种形式。进行同声传译时,原则上是采用顺译的方式。但由于中日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两种语言的表现形式、语言习惯等也不尽相同,所以在进行日中同声传译时,常常无法采用顺译的方式。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采用与顺译相反的一种技巧,也就是倒译。本论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有稿日中同传的倒译上。根据先行研究的调查结果,在笔译中有关倒译的研究很多,但是在口译上倒译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因此,本论文的目的在于研究有稿日中同传中倒译的使用方式及其特征。本论文采用材料分析的研究方法。最适合有稿同传的无疑是演讲,因此笔者选择了福田康夫首相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等三个演讲,作为本次的分析材料。基于笔译及口译中有关倒译的先行研究,笔者将有稿日中同传中的倒译分为"语法性倒译"、"习惯性倒译"及"修辞性倒译"这三个种类。"语法性倒译"是由于中日两种语言语法结构不同而产生的倒译。中日两种语言虽然都使用汉字,但是分属不同的语法结构,语法规则也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进行翻译时就时常需要按照译出语的语法规则调节语序。在本次的材料分析中,绝大部分的倒译都属于"语法性倒译",因此作者又将其细分为"谓语与宾语的倒译"、"接续表现的倒译"、"格助词与复合格助词的倒译"及"其他"这四个种类。中日两种语言除了语法之外,在惯用表现上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在进行日翻中时,不进行倒译虽然在语法上没有什么问题,但由于不符合中文的惯用表现,有时也需要对语序进行调整,这就是"习惯性倒译"。"习惯性倒译"也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倒译技巧。此外,语法和习惯上并没有调整语序的需要,但是为了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和艺术性,追求译文的语言美感,有时也会对语序进行调整,这就是"修辞性倒译"。本论文计算了各倒译技巧的使用次数及比例,并制作成统计表的形式。通过统计表,得到了整体的倾向。结论如下:①"语法性倒译"的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占到了整体的94.34%。通过本次的材料分析和统计,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由于中日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上的差异,使用"语法性倒译"是不可或缺、也是避免不了的。②在"语法性倒译"中,"谓语和宾语的倒译"数量最多,占到了整体的56.09%。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文的SVO结构与日语的SOV结构的差异,是两种语言在语法上最大、最典型的差异。③在"语法性倒译"中,"其他"占相当大的比重。中文与日语在语法结构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两种语言都有着各自的特性,因此有很多情况下两种语言并不能平行对应。从材料分析和数据来看,我们也能够感到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上差异巨大。④"习惯性倒译"的比例达到了 5.38%,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倒译技巧。中日两种语言的惯用表现有着很大的差别,在口译时除了注重语法之外,还要遵循译出语的习惯进行翻译。⑤"修辞性倒译"的数量非常少。在笔译相关的先行研究中,"修辞性倒译"常常被当作一种代表性的倒译技巧进行介绍,但在本次的材料分析中,"修辞性倒译"的数量非常少,一共只有2例。笔译和口译都是从原语向目标语言进行转换的一种行动,因而分类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大致相同。但是从这个数据中我们可以得知,与追求艺术性的笔译相比,对有着严格时间限制的口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语言的流畅度和准确性,艺术性和语言美感只能位居其次。本论文在结构和内容上,还有着许多不足之处。首先,由于很难得到日中同传现场的录音,本论文的3个材料中除了福田康夫首相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外,其余的2个材料都是选自口译教材。今后在进行研究时,在材料的获取上还需要更好的办法。其次,本论文虽然对"语法性倒译"进行了细分,但是由于分类较为困难,所以出现了"其他"这一种类,需要一种更为有效、严密的分类方法。此外,除了有稿日中同传中的倒译之外,对无稿同传的研究及无稿同传与有稿同传的比较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课题。笔者今后也将对这些课题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