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之魂。由于我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长期以来注重“制度中心主义”发展思路，未能重视行政文化建设，致使行政文化建设没有及时跟进行政制度建设步伐，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与转型的基本困局——行政文化建设无法满足行政制度建设与发展对于行政系统内部价值与理念的需求，导致制度建设的形式化与体制改革的“循环论”。解决这一困局的关键在于从加强行政文化建设的角度来弥合行政制度的实践缺陷。同时，我们党执政的客观事实也必然要求政府的行政文化体系与党的执政理念相融合，这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要求。而在当前我国社会总体转型时期，这一基本要求的集中体现就是：党的执政理念如何转化为实践中的政府行政理念并在实践中发挥治理社会的作用。基于以上思考，笔者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研究的必然性的基本判断。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总体转型时期，这为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制度主义所提出的文化转型的“关键枝节点时期”，这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的基本时代背景和本文研究的基本假设。在这一时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一临界点要求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在价值、观念等认知模式上必须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做出回应。这一回应的结果就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研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基本框架与体系的回应。全文重点回答了这样三个问题：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研究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命题，是当前和未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与转型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所在。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文化研究的推进，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必将会形成自己完善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论文的结构包括导论、正文与结束语三个部分。导论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论文的研究意义、相关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与重点以及主要概念与研究方法的界定。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研究的基本依据。它主要回答了这样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重视行政文化建设研究？主要着眼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困境进行论述。笔者提出了行政内卷化、官僚制困境以及制度安排局限等，这些构成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困局，其本质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建构的“制度中心主义”思路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反应，并导致行政制度建设与行政文化建设的失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与转型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将行政文化建设提升到促进行政制度发展的时代高度上。二是为什么要建设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文化？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党的执政理念要求我国行政文化建设必须突显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要求，这是强化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和贯彻党的执政理念的必然要求和选择。三是开展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研究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研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马克思主义行政文化观的理论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笔者认为以马克思恩格斯行政文化观、列宁行政文化观、毛泽东邓小平行政文化观以及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对我国行政文化建设的意见为重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行政文化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研究的理论依据。第二章主要梳理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从根本上回答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研究的实践依据。它与第一章共同回答了为什么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和发展出了具有我国社会主义行政特色的行政文化，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初步的实践框架与内容。全章主要论述了三部分内容：一是以群众型行政文化、法治型行政文化以及民主型行政文化为代表的我国社会主义行政作风建设的实践探索；二是以服务型行政文化、责任型行政文化、廉洁型行政文化以及德治型行政文化为代表的我国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建设的实践探索；三是以创新型行政文化、学习型行政文化以及开放型行政文化为代表的我国社会主义行政精神建设的实践探索。第三章具体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的内涵、本质、功能、原则、特征等，并形成其结构体系。这是全文的重点与核心，它旨在充分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为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提供方向性与框架性的指导。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是指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国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在管理国家政务与社会事务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科学的、健康的、规范的行为价值体系，包括社会主义的行政作风、行政道德、行政精神和行政理念等内容。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在政府行政活动与过程中的体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具有一般文化的功能属性。但作为一定社会时态背景下的行政文化，它不仅具有自身特殊的功能，包括价值导向功能、刺激改革功能、规范制度功能、政治整合功能等，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殊特征，包括建构优先于发育、制度优先于理念、政党优先于政府。第四章主要分析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由三个方面的挑战构成：一是传统行政文化的弊端，包括人治型行政文化、等级型行政文化、全能型行政文化、权威型行政文化、保守型行政文化、本位型行政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二是西方行政文化的影响，包括形式主义的瓶颈、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执政权威性的张力。三是转型行政文化的困难，包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转型改革的制度化以及文化转型的盲目化。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不仅要面临国内传统的挑战，还要面对国外意识形态渗透的挑战，更要对转型的战略机遇期保持清醒的认识，这里既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也暗藏着阻滞的风险。第五章重点探讨了如何开展和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它与第四章共同回答了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总体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代背景为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关键枝节点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是传统行政文化路径依赖最为脆弱时期，另一方面是各种新文化新价值新观念得以快速成长与发育时期。由于相关因素制约，本章研究内容主要是方向性、框架性的，主要形成了以基本理论研究为基础以制度化培育为重点、以价值适应性创新为推力的基本建设思路。最后一部分为结束语，一方面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总结与概括，另一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建设的未来趋势做了基本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