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逐步向注重经济质量发展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所带来的下行压力加大了企业在日常经营决策中所面临的非系统风险。当代企业内部普遍具有的两权分离特征造成了企业股东与高管之间委托与代理的关系,双方皆为谋取最大化利益而努力。在面对非系统风险时,企业的股东将利用投资组合的方式以抵消其带来的不利因素。而企业的高管在同一时间只能接受一家公司的聘用,非系统风险会威胁到企业高管的工作以及报酬安全,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致使高管在面临非系统风险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规避的倾向。企业股东希望自己的资本能够投资于回报较高的项目从而为自己带来更多的收益,而回报较高的项目大多蕴藏着较大的风险,企业高管往往会放弃对这种项目进行投资。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风险承担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企业高管的这种行为有违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原则,如何改变高管不愿承担风险的倾向将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将从高管货币化薪酬与高管持股两种常见的显性激励方式出发,探讨高管显性激励契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此外,在企业高管放弃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时,企业股东因无法充分掌握企业高管的信息往往无法对高管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所以降低企业股东和高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可以加强对企业高管的监督,进而能够减少高管因规避风险而产生的有损企业价值的行为。企业股东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能够及时了解该行业中其他企业的信息,通过比较本公司与行业内其他公司的业绩,从而能够掌握更多信息以了解高管的经营绩效,加强监督。因此本研究将产品市场竞争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到研究框架当中。另外,高管显性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可能存在着差异,因此,研究针对所有权性质在高管显性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间的影响也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基于上述的研究背景,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及激励理论为依托,研究选取了2008年至2018年期间的沪深两市共2275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共得到11865组观测值。通过运用Stata15.0对所搜集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高管货币化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即随着给予高管的货币化薪酬的增多,高管的风险规避倾向有所改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逐渐提高;（2）高管持股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负相关,即授予高管的股权增多加重了高管的风险规避倾向,抑制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高管持股作为调节项,负向调节了高管货币化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在同时采用货币化薪酬与授予股权的情况下,高管持股抑制了高管货币化薪酬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3）产品市场竞争加强了高管货币化薪酬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同时弱化了高管持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即产品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越高,货币化薪酬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越强,高管持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也越弱;（4）国有化企业性质削弱了高管货币化薪酬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而高管持股在国有企业中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明显。以上研究对高管显性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对我国企业高管显性激励安排以及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