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宋代理学作为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建立起既宏大又精微的理论体系。在思想史上,它是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新的发展阶段。同时,这一学术思想,在社会、政治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重塑着国民精神。理学起于北宋,周敦颐是理学的奠基者,《宋元学案》卷十一《濂溪学案上》载黄百家案语：“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②周敦颐以《太极图·易说》和《易通》构建起以“诚”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体系。此后,张载在理学的本体论上继续探索,提出“气”为宇宙的本体,并对理学贡献了如何区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和理一分殊的重要命题。但是,张载理论的缺陷在于没有能为他的理学思想树立一个作为世界唯一本源和主宰的绝对精神。二程吸取了张载关于“天性”的理论,否定了“气”的本体论,把“天性”(理)改造抽象成绝对精神。二程不仅在本体论上确定了“理”的地位,而且提出了“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在人性论方面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说”,理学体系在二程这里初见规模。在这个意义上,二程的“洛学”被认为是理学的典型形态。程颐去世后,“程门四弟子”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焞,继续传播洛学,但是他们在理论方面没有大的建树。其中杨时对洛学在东南的传播贡献甚伟, 《宋史·道学二》说他： “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又说：“暨渡江,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与胡安国往来讲论尤多。”南渡后,洛学的传播分为两派,一派即经由杨时传罗从彦、李侗至朱熹；而另一派则为私淑洛学的胡安国,传胡宏至张栻,开湖湘学派。《宋元学案·武夷学案序录》载全祖望案语：“私淑洛学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从谢、杨、游三先生以求学统,而其言曰：‘三先生义兼师友,然吾之自得于《遗书》者为多。’……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盖晦翁、南轩、东莱皆其再传也。”①朱熹曾师事胡宪,宪为胡安国从子,故有此说。胡安国以三十年之功力研究被王学废弃的《春秋传》以传“尊君父、讨乱贼、攘外寇、存天理、正人心之术”的主旨。其子五峰先生胡宏也撰写了《皇王大纪》、《中兴论》表达重新整理失序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诉求。杨时、尹焞、范冲、朱震等人也为洛学复兴摇旗呐喊。但是,洛学的发展实际上处于一个低潮期,理论体系构建方面没有更大的进展。罗从彦,绍兴五年卒,在杨时门下,“所学虽纯,而所得实浅”,以“静坐”传李侗,而李侗也仅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何如”语告知朱熹。胡寅理论方面的贡献为《崇正辨》,也只是辟佛。相较之当以胡宏最值得关注,《宋元学案·五峰学案序录》全祖望载案语：“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②《知言》一书,对于理学诸重要范畴,如道、理、心、性等,均有论述。他构建起了性本体论的宇宙观,在人性论方面持性无善恶观点,对理欲持“天理人欲同体异用”的观念。绍兴党禁对洛学又是一次打击,洛学离开庙堂,但在民间私塾、书院的讲授中,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也预示着理学繁荣即将到来。南宋中期,理学大繁荣。其主要标志是出现了理学大家及其所代表的学派,同时理学的范畴、命题逐步确定下来,其涵义走向深刻和精密。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而张拭也代表着湖湘学派在学术上的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陆九渊的“心学”自成体系,开有明一代王阳明心学之先河。南宋时期的理学家们,往往身兼学者与参政主体于一身,他们的学术活动也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像北宋理学的兴起和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样,南宋理学的发展也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本论文研究理学与辞赋创作的关系,主要是以理学的发展为大背景,穿插宋代学术,进行文史哲综合分析,以图揭示理学思潮下辞赋创作的状况,共分四个部分：第一章论南宋初期理学发展与辞赋创作。重点讨论三个问题：一、南宋初期理学发展的状况。二、研究洛学与王学消长态势下,严峻的政治局面对作家心态的影响,以及此种心态在辞赋作品中反映；三、论述华夷之辨与南宋初期的辞赋创作关系。靖康之变,中原沦陷。华夷之辨又一次成为理学家们关注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一时期辞赋作品在这一主题上的表达和尊王攘夷思想在辞赋中的反映。第二章论述南宋中期的理学与辞赋创作。南宋中期历经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孝宗力图恢复,晚年更是援引朱熹等理学家或有理学背景的士大夫入朝。宁宗前期,赵汝愚执政期间,理学势力得到更大的发展,同时也受到朝中非理学官员的排挤。加上因权力分享之不均,导致“庆元党禁”。理学发展继绍兴党禁后,又一次出现了挫折。但是,此时理学的理论体系已经构建起来,并且出现了理学大家及其各自代表的学派。诸如乾淳时期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和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同时陆九渊的心学以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和陈亮的永康学派也济济其中。这一阶段,通过讲学和理学书籍大量刊刻和印刷,理学思想也得到了更为深入、广泛的传播。理学精神也在重塑着人们的精神境界。辞赋创作方面,我们发现理学家的文艺观也对辞赋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理学家也借辞赋作品来阐释其理学观念,辞赋作品艺术上的无情采成为理学家辞赋的典型风格。这一部分,我们论述三个问题。一、南宋中期理学的发展与辞赋创作。主要探讨理学家的文艺观、人生境界对辞赋创作的影响。二、屈骚传统的再发现与南宋中期理学的发展。三、论述曾点气象与南宋中期的辞赋创作。第三章南宋初期理学家辞赋研究。本章分为六节：一、范浚的辞赋创作。从两个方面论述,内容上,其辞赋作品展现出来对独立精神的探索；艺术上,融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二、薛季宣的辞赋创作。一般的文化史或者文学史往往把薛季宣归为南宋中期永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而薛季宣的思想在绍兴末已经成熟,同时就其辞赋创作而言,他的作品主要完成于宋高宗时期,基于这个原因,对于薛季宣的辞赋,我们放在南宋初期来研究。我们分为三个方面论述：以赋传递事功情怀；取法骚赋,寄寓忧愤之情；嬉笑怒骂,亦庄亦谐。三、朱熹的辞赋创作。从三个方面论述：朱熹“得君行道”的心路历程；创作主题上的忠君爱国以及艺术表现上取法骚体。四、张栻的辞赋创作。从两个方面论述,内容上体现为理学观念的文学表达和艺术上以理节情,尚议论的特点。五、杨简的辞赋创作。从两个方面论述：内容上心学的赋化阐释和艺术表现上的情理相裂,重道轻文。六、杨万里辞赋风格探源。本部分主要从杨万里冷眼观世的心态和他的“诚”之理学观念的角度来阐释其辞赋风格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