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制度变迁是有关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命题,本文从国有银行的产权特殊性和制度初始化条件的特殊性出发,将国家作为内生变量进行考察,认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制约国有银行体系制度变迁的最主要约束条件。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认识和解释制度变迁的规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下对国有银行的现状及改革方向展开研究。本文在理性经济人假定条件下,首先做出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治银行家在内的各理性经济人行为均受自身利益最大化趋动和约束的判断。在对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发展历程进行分阶段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国有银行制度变迁具有渐进性、滞后性、强制性及对政府干预的路径依赖特征,从国有银行公有产权性质出发,认为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是由国家效用最大化的阶段性利益取向决定的,而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最终演变趋势是逐步实现由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转变。作为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将国有银行的绩效判断指标区分为其自身的厂商绩效和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市场绩效,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有银行经历了厂商绩效目标与市场绩效目标的背离与一致过程。中央政府目前在国有银行的制度变迁中处于维持干预的制度性风险,及退出后的制度缺口两难境地。在确定了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国家效用最大化的约束逻辑后,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诺斯悖论,指出国家效用函数具有从租金收益向税收收益动态优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政府对公有产权保护的内在倾向性,既得利益集团对现有制度的维护,以及产权界定成本的存在,使我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出现滞后性,以增量改革为主的转轨经济是为了维护政府利益形成的次优制度安排。基于如上研究,国有银行制度变迁需要完成两个核心性任务:一是对政府的角色和功能进行定位;二是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未来发展方向。公有产权决定了还原政府的市场角色是国有银行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国有银行未来的制度变迁方向是将国有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彻底分离,国有商业银行以自身的厂商绩效为追求目标,符合国家效用函数对有效率的产权基础上的税收收益增长的目标;将与国家宏观经济建设有关的长期投资进一步分离给政策性银行,满足政府的社会绩效目标。本文在研究上得出了如下结论:国家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构成国有银行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国有银行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质是内外生规则的博弈过程;国有银行制度变迁具有渐进性、滞后性、强制性以及对政府干预的路径依赖特征;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经历厂商绩效目标与政府利益取向的背离与一致两个阶段;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政府面临着制度性风险与退出约束的两难选择;双轨制是政府为实现保护公有产权利益倾向而采用的次优制度安排;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实现是由租金收益向税收收益转变的动态优化过程;国有银行制度的成功变迁有赖于政府的市场角色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