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防控依赖于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农村地区是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村民委员会作为扎根农村基层社会、直面村民群众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开展疫情防治工作的重要主体,承担着构筑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农村疫情安全网络的重要职责。在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学领域,我国现阶段尚缺乏对村民委员会的疫情防治措施和基层治理作用的审视。疫情防治措施作为防控疫情的必要手段,往往会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个人信息权等基本权利造成限缩,应当受到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的严格限制。通过对村民委员会的隔离措施、封门封路措施和信息治理措施进行细化分类和法律研究,可以肯定村民委员会的疫情防治工作实现了维护农村地区社会秩序、填补基层政府权力空缺、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和构筑群防群控的疫情防线的治理功能。然而目前农村人口众多、居住分散、村民防控意识薄弱、务工人员集中返乡和能人治村模式失效的现状,客观上加重了村民委员会的防控压力。在缺乏明确法律规范和细化防控机制的指引的情况下,村民委员会为了追求防控实效,在疫情防治工作中普遍存在越权作为、手段低端和侵害私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暴露了村民委员会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缺乏做出合理决策的能力和淡化基本权利保护的倾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目标。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语境下,提升村民委员会疫情防治措施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必须要将两条路径相结合:一方面要通过完善法律授权、健全网格化防控机制、加强思想建设来增强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主体效能,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加强村党组织领导、完善村民参与机制、健全志愿组织协同机制来提高村民委员会的协同共治能力。增强村民委员会的治理功能,打造村民委员会主导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开创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新格局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