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经济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我国的隐性经济规模也不容忽视,相关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隐性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在10%~20%之间,其绝对规模仍然较大。隐性经济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具有广泛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隐性经济对地区腐败、税收流失、收入不平等以及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已有研究大多关注政府管制、税收负担和失业等因素对隐性经济的影响,缺乏对影响隐性经济的体制性因素的分析。本文从纵向政府分权和横向政府竞争两个维度出发,对影响我国地区隐性经济规模的体制性因素进行分析,并试图从抑制地区隐性经济的视角,为完善我国政府间的分权和竞争关系提出政策建议。全文运用多种方法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研究:一是利用多种方法对我国全国及地区隐性经济规模进行测算,从而准确分析我国隐性经济的规模、原因和影响;二是对我国政府分权对地区隐性经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三是检验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模式特征、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四是识别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模式特征,并分析其对隐性经济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在全面检视上述问题的基础上,从治理隐性经济的视角出发,对完善我国政府分权体制,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第一章对政府分权、财政竞争与隐性经济这三个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界定,并据此确定本研究的维度,即,从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的视角研究政府分权对隐性经济的影响与机制,从财政支出竞争和税收竞争的视角研究财政竞争对隐性经济的影响与机制。然后,从税收遵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财政分权理论和政府竞争理论等理论出发,构建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最后还结合隐性经济的定义及相关理论分析了隐性经济可能的成因与影响,税收负担、税制体系复杂程度、税制结构、政府管制力度、政府分权、腐败水平、失业率水平、农村劳动力规模、正规收入水平和经济开放度都是隐性经济的可能成因,同时,隐性经济也会影响地区能源消耗量、正规经济增长率、劳动参与率以及收入不平等程度。第二章梳理了本研究的制度背景并分析了政府分权、财政竞争影响隐性经济的作用机制。首先,根据中国式政府分权“政治集权、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的特点,从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两个维度梳理了我国政府分权体制的历史演变过程,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我国政府分权的特点。其次,对我国政府分权和财政支出竞争、税收竞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发现,中国式政府分权为我国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支出竞争与税收竞争形成提供了动力和制度土壤,从而理顺了政府分权与财政竞争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从理论上分析了政府分权和财政竞争影响隐性经济的作用机制,并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说。具体来说,从政府分权的“效率效应”和“威慑效应”出发,分析了政府分权影响隐性经济的腐败机制、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市场化机制;从财政竞争的“外溢效应”和“要素流动效应”出发,分别分析了财政支出竞争和税收竞争影响隐性经济的外溢效应机制和要素流动效应机制,此外,还分析了税收竞争影响隐性经济的“税负效应”机制。第三章利用多种方法对我国全国及各地区历年隐性经济规模进行测算。通过对现有隐性经济规模测算方法进行比较,选择利用货币需求法和DGE模型法对我国1978~2017年间的历年隐性经济规模进行了测算,并利用微观收支差异法、MIMIC模型法和DGE模型法三种方法对我国30个省1995-2016年间的历年隐性经济规模进行测算。各类方法的测算结果虽然不同,但都展现出了相似的趋势,且差异不大,其中,从时间发展趋势上来看,我国隐性经济规模总体上呈现出缓慢下降趋势,从空间分布特点来看,东部地区隐性经济规模最低,西部隐性经济规模最高。此外,MIMIC测算结果还显示税收负担、税制复杂程度、政府管制力度、失业率、农业部门就业人数、腐败以及经济开放水平都是隐性经济规模扩大的原因,而税制结构(直接税占比)、财政自由度和收入水平提高都可以抑制隐性经济规模。此外,隐性经济规模扩大还会显著增加地区能源消耗、GDP增长率和收入不平等,同时降低地区劳动参与率。第四章从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两个维度出发,对我国政府分权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和验证。通过梳理我国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的制度变迁历程,从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财政自由度和税收分权四个维度对财政分权进行度量,并从地区公务员人数和行政审批事项数出发,构建总体行政分权指标和行政审批分权指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可以有效降低隐性经济规模,并提高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但是财政分权对腐败的影响并不确定。利用1995-2016年间的分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财政支出分权、总体行政分权和行政审批分权都扩大了地区隐性经济规模,财政收入分权、税收分权和财政自由度则显著降低了地区隐性经济规模。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腐败效应、公共治理效益和市场化效应都是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影响地区隐性经济规模的作用机制,但不同分权形式的影响又有所差异。第五章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中国式政府分权为地方政府之间开展财政支出竞争提供了制度空间和激励机制,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都呈现出显著的“逐顶竞争”态势。利用我国1995-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竞争显著降低了地区隐性经济规模,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之间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竞争和社会性财政支出竞争都显著降低了地区隐性经济,但维持性财政支出竞争并未对隐性经济产生显著影响。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效应和资本要素流动效应是地方政府之间财政支出竞争影响隐性经济的重要作用机制。第六章对税收竞争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我国财政收入集权、财政支出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宏观税负也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预算约束和财政压力的制约下,地方政府之间并未出现税收“逐底竞争”的情况。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税收竞争显著降低了地区隐性经济规模,进一步发现,企业所得税竞争和间接税竞争也对隐性经济产生了同样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税收竞争通过增加地区实际宏观税负水平,显著扩大了地区隐性经济规模;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显著提高了地区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并因此而降低了地区隐性经济规模;税收竞争通过为地区发展提供更多的财力保障,可以吸引更多资本流入,创造更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从而降低隐性经济规模。最后,本文根据上述分析分析结果,从完善财税体制、抑制隐性经济规模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优化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划分;规范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优化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竞争;提高我国财政透明度,完善税收征管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