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和风险社会都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存在,网络舆情是网络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同构性产物,并是其间的重要关联管道。网络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勾连,主要缘于网络舆情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秩序、社会心理乃至社会结构构成的外部冲击,改变了风险社会中风险的转移、分配和呈现逻辑。借助经典传播学理论对网络舆情所引发社会风险的模式进行观照,可以更好地把握网络舆情与社会风险之间的关联,强化对网络舆情是导致社会风险的一种重要变量的认知,并赋予这些经典理论新的意义和价值。蝴蝶效应理论直接作用于网络舆情生成,是社会风险的触发机制；沉默螺旋现象始终存在于网络舆情传播中,暗合社会风险传播机理；议程设置理论可以指导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实现社会风险的媒介阻断；公共领域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网络舆情生态,把握社会风险生成场域；群体极化理论说明了网络舆情对群体事件的催化效用,是社会风险的心理动力之源。网络社会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网络舆情主体的固有特性和载体的不断变化揭示了网络舆情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自成系统的独立场域。对网络舆情的功能或价值进行考察,不难发现网络舆情作为一种制衡机制、预警机制、协商机制和抚慰机制,在现代社会建构中担当重要角色、发挥独特作用。网络舆情和社会风险在同一时空呈现、交织,彼此互为表里和因果。通过对网络舆情在当下中国多个向度的价值估量,不难发现网络舆情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加剧风险,成为一种“软风险”；也可能消解社会风险,成为一种“软实力”。网络舆情的中国在地化基本特征一是网络舆论流动过剩、网络谣言大行其道带来的网络舆情畸形繁荣,二是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制素有传统并展现了强大力量。当代中国社会因急剧转型正步入高风险社会,中国社会当下面临着的是历时性、叠加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复杂性风险。此外,中国社会呈整体性焦虑状态并且社会信任度持续走低。这些特质隐喻了网络舆情是中国社会风险的重要变量。网络热点事件是网络舆情和社会风险在现实社会的关联点。对2013年第二季度的相关舆情数据进行横截面探查和实证分析,对风险社会情境下的网络舆情以及网络舆情背后的社会风险有更立体、更深刻、更真切的把握。从风险社会的视角为中国网络舆情治理提供解决方案。鉴于转型期中国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复杂外部环境的整体变迁,中国传统控制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予以摒弃。以化解社会风险为基本诉求,努力创新网络舆情的治理模式,提升网络舆情治理能力和水平。当下中国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的最大缺失是观念的落后和偏差,努力实现网络舆情治理观念从管制到引导,从线上到线下,从权力到权利的转向是实现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的关键所在。不断创新治理主体,实现政府有限治理、社会自行治理、法律刚性治理和科学技术治理的协同推进,建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是重要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