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义上,城镇化是一个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形的过程。农村向城市转变的传统路径是以土地由集体所有变国家所有为起点,户籍、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随之实现转型。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在获取开发建设空间和土地出让收入的同时,负担了土地转性成本、户籍转变成本、社保转轨成本和治理转制成本。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用地需求的扩大,城镇化成本的逐年上涨使得政府负担沉重。在此背景下,城镇化成本成为影响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阻碍。城镇化成本包括为改善人的生活服务的支出和土地城镇化成本,前者是不以城镇化模式的变化而变化,称为不变成本;后者是被动城镇化模式特有的、容易产生变化的,称为可变成本。以征地为前提的被动城镇化模式,虽经不断调整完善政策的路径,试图满足被征地农民的补偿需求,但实际上却因各方博弈而推升了城镇化的成本。研究城镇化成本的控制甚至降低,不是减少为改善农民的生活和服务的支出,而是通过成本分担,降低因被动城镇化模式引发的成本的无效增加。本文研究提出和所验证的基本观点是:制度性路径是控制城镇化成本的有效路径。从历史的实践经验和模型两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由于现行统计缺少有关城镇化成本的数据,本文的实证采用博弈论方法论证现有模式对城镇化成本提升的必然性,用村庄普查数据的聚类分析验证不同地区以征地实现城镇化的可能性,以案例方法实证政府支出与农民分担成本做法的现实性。大兴区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以政策性调整方式为主、兼有制度性突破方式的城镇化地区。近年来,呈现出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成本由政府负担为主、少数地区出现由基层自发形成的自主城镇化的成本分担的两种模式。通过对大兴区村庄的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探析出以征地转居为手段的被动城镇化模式不具有普适性,且在实践中出现了农民自主城镇化的有益探索。因此,在不改变城镇化模式下的调整补偿政策的“政策性路径”只能导致城镇化成本地不断增加,要想从根本上控制城镇化成本不发生无效增加,必须从制度和体制机制层面寻找出路。实践证明,从源头上改变以征地为城镇化起点的方式,允许农民在集体所有制建设用地上对生活方式进行改造建设,以自主城镇化的道路,负担原先由政府负担的一部分建设,从而实现农民与政府共同分担人的城镇化成本,达到改变“讨价还价”的局面,和谐平稳自然实现城镇化的结果。建立起政府主导的被动城镇化和农民自主的主动城镇化并行的城镇化模式,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城镇化建设中贡献力量,在城镇化发展中分享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