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的快速发展成就着一个新型的社会领域,类别景观中的纷繁复杂和文化特征上的多元取向却并不能掩盖发展背后的深层次问题。非营利组织本初是作为一种平衡(counterbalance)角色,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共同支撑着社会结构运行,这种朴素的角色期待使得组织合法性似乎成为当然事实。现实情境中,非营利组织数量方面的庞大能够彰显一种社会结构上的规模优势,而质量方面的相对差异却表现出一种结构内的演进纠葛。聚焦国内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社会现实,除却规模方面的扩展表征,公信力匮乏是对组织整体演进的当下判断,表现为“公益腐败”的频繁出现、社会资源的有限获取、公益行业的分布不均等,个案式的非营利组织事件直接波及了整个行业公信力的原有维系。此外,政府组织行政权威的交织渗透、企业组织商业化运作的侵蚀,使得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并没有表现出理想中的组织优势,反而具有明显的慈善不足、效率低下、回应迟缓等紧迫问题。从发展机理而言,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既有存续与自身合法性的获取更具有直接关联。作为非营利组织的灵魂所在,公信力无疑代表着组织社会层面合法性的来源,是组织运作和发展的基石。特别是大量社会自生型中的草根组织,行政上的合法性尚未有效解决,对社会信任的根本依赖更是十分明显。公信力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直观地反映到社会资源对非营利组织行动的支持力度。公信力的不足直接影响着非营利组织对外部资源的动态吸纳,包括资金、员工、志愿者等,同时阻碍了组织行动的开展。重构非营利组织的问责机制,正是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建设和能力拓展的实际要求。本文首先考察了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现实情境,通过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归纳出既有表象下的结构文化特质,继而引申出对非营利组织问责的理论探讨。特别是从概念界定、逻辑起点、话语转换、特殊性四个方面着眼,借助这种理论层级的剖解,试图构建非营利组织问责的解释性框架。然后,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检视了非营利组织问责的生存形态,具体考察了非均衡互动关系中的政府问责和角色期待中的社会问责。最后对非营利组织问责的支持架构进行了整体性思考,从制度、环境、价值三个维度展现了有效问责的网络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