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通过追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英美人文主义思潮和新批评的发展及其30、40年代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探讨冷战时期人文主义在台湾的汇流和台湾人文主义文学的形成过程。为了全面认识台湾人文主义文学的形成这一文学现象,本文从一个“完整的历史视野”进行考察,它包括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西方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和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五六十年代人文主义文学在台湾的延续和汇流以及冷战背景下台港美新处对台湾人文主义文学形成的影响。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此具有中国文学传统的共性,也有在一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特殊性。台湾人文主义文学的共性表现在它是30、40年代中国化人文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延续,是对中国文学传统和新文学之路的继续探索。本文以夏济安等人创办的《文学杂志》为依托,深入分析夏济安、夏志清、陈世骧等人的文学批评,探讨这些肩负延续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命脉”的人文主义学者如何把中国文学传统和文学的现代性联结起来,使中国文学传统走进世界文学的视野。在台湾人文主义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其特殊性表现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美援这只隐蔽的推手通过台港美新处对台湾的各个领域进行干预,包括文学和文化思想。本文探讨了《文学杂志》和《中国现代小说史》与美新处的关系,揭示了台湾人文主义文学的形成是美援体制下的一个偶然事件,迎合了美援文艺体制关于人性的宣传。美新处对台湾文学的干预在客观上促进了台湾人文主义文学的形成,同时也对台湾文学走上现代主义之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