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立足于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以及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发展模式发生深刻改变的特定发展阶段,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的条件下,关注城市规划工作重心由“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以及城市空间管理与治理工作面临多重现实困境的现实需求,探索用规划技术手段介入城市空间治理的理论基础,并试图构建一种通过引导空间活动优化建成空间秩序的规划方法。研究从城市规划、城市管理等角度入手研究我国城市空间治理体系的现状与矛盾,认为我国现有的城市空间治理方式以自上而下的管制为主,在精准化的空间引导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对于在空间准则构建与执法方式优化的方面提升城市空间治理水平,有着极为迫切的现实需求。而从理论上来看,城市公共空间先天具有公共资源属性,消除妨害与负外部性是城市规划进行空间布局的基本诉求。因此以城市规划的技术手段计入城市空间治理,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城市规划工作的目标需要由关注城市空间建设逐步转向兼顾空间治理问题。研究广泛借鉴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空间治理的制度与技术经验,分别从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城市规划与设计等方面进行了借鉴研究,同时对国内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部门在城市空间治理领域做出的前沿探索工作进行了研究分析。从目前的实践经验来看,我国在城市空间治理方面依然缺乏系统化和标准化的治理方法。基于此,本研究对现有的各类功能空间的典型空间场景采用观察与空间注记研究,从现象层面进行空间问题的分析,厘清空间冲突的基本规律特征。在此基础上,在规划编制层面探讨了编制面向空间治理的规划方案的基本原则、内容,构建物质空间与行为-时段相结合的双维度空间治理引导模式,并提出了各类功能空间治理的基本模式,对空间治理标准的构建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为规划实践探索提供了基本的技术依据。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南京市空间治理的典型片区玄武区为案例,进行面向城市空间治理规划实践的相关探索。在充分考虑玄武区空间治理特殊性与典型性的基础上,结合其空间治理的内在需求,构建了从问题识别与空间识别到“宏观-中观-微观”三级导控的空间治理引导模式。基本验证了前文理论研究的可操作性,并就典型案例提出了一种未来空间治理规划编制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