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乡土社会，社会结构呈“差序格局”特征，其纵向的社会分层标准有权力、财富、德望、受教育水平以及代际关系等，其横向关系，被认为应当遵循以己为中心、以“伦常”为原则的模式。与此相对应，社会心态普遍地以“知足常乐”为贵，对待劳动以勤俭为美，对待人生主张向内用力(自力)。　　 在经历“革命”话语与市场经济“改造”之后，当代乡村在诸多方面发生了改变。社会结构的纵向分层一度为政治标准主导之后，迅速变为由财富标准主导，其横向关系模式呈现出以核心家庭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的特征。与此相对应，普遍地出现了欲望急剧扩张的现象和以不劳而获或尽可能少劳动而迅速致富的社会心态，对待人生强调借重外力。劳动虽未被认为可耻，但已不是个体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法宝。货币与权力开始钳闭劳动，社会层级间在社会意识层面的沟通也出现了困难。更为吊诡的是，受货币或权力所累的不仅仅是穷者，也包括达者，而每个个体、阶层急于求成地以劳动和劳动之外的方式迅速脱困的努力，客观上加剧了彼此受困的程度。这中间隐藏着受困社会的雏形及其形成机制。　　 以上变化与现代性植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关系紧密。关于现代性所引发对人压抑的一面，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与西美尔等经典理论家均做出过富有影响力的分析。他们的论述虽然差别很大，却也有共通之处，即认定现代性的单一性，与此同时，认定社会病变乃是由于单一的现代性压制、代替了丰富的生活世界，人性的、情感的、生活的因素被弱化而形成的。这样的人，被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称之为“单向度的人”(或译“单面人”)。　　 在“周边”中有“中心”、“中心”中有“周边”特点的转型期华南乡村中，隐藏着具有反思“单面人”的社会经验：(1)“革命”存在着表达与实践的区别，一方面在某些地方造成了乡村社会中劳动关系和社会心态的断裂，以及对人的压抑，同时却也存在社会的延续性，“革命”话语在实践中也有不压抑、恐惧的一面；(2)在当代乡村发展中也蕴含着深刻的两面性，“带着脚镣跳舞”是其标志；(3)这种两面性在村民日常生活当中更是显得根深蒂固。它一方面使得村民对社会快速变迁的局面游刃有余，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心态上日益开始面临冷漠、压抑的因素。例如，礼物的“表达性”和“工具性”，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差别，并不像阎云翔、杨美惠区分得那么泾渭分明，且村民依靠经验可以判断在何种情况下需要在二者中切换。村民既是理性的，又是道义的，并懂得根据生活需要在二者间切换或综合使用两种原则；(4)货币一方面带来了虚无感，但同时也隐藏着退而求其次的生存策略，有关注历史的、意义连续的一面，而未普遍地达到如刘新所说的只管今日、不管昨天和明天的状态；(5)两面性在村民的信仰当中也有清晰地体现，充满悖论的社会终极解释图式给了每一个村民以安身立命的理由。　　 这些经验表明，马尔库塞论证“单向度的社会”所给出是四个主要论据——控制的新形式、政治领域的封闭、话语领域的封闭、肯定性思维的胜利，在现代性兴起的转型乡村社会中并不可能真正纯粹地出现(至于其在工业社会是否真的存在也需另作专论)。相反，理性技术支配与传统型、父权制和魅力型支配方式共存，政治领域封闭与开启封闭之门的民主参与是一个双向过程。形式化的话语呈封闭性发展趋势时，与其相对应的批判性的话语就越是或明或暗地更流行。“日常反抗”逻辑普遍存在，在思维上否定与自我否定、否定之否定在循环进行。这种社会状态的人，可谓之“双面人”。　　 因为忽略西欧与美国以外“周边地区”经验，缺乏起码的“他者”视野，马尔库塞关于“单面人”的论述仅仅将批判现实的任务，交给了早期资本主义式的高层文化和当代边缘群体(如流浪者)，而未将其他国度或区域的文化类型，对于所谓“发达工业社会”文化所具有的参照意义，纳入分析视野。故而，他所给出的“大拒绝”文化“拯救”策略，远不如费孝通先生主张的“大对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符合现代性内在需要。当然，作为现代性“周边”地带的“文化自觉”，在认识到“双面人”对于“单面人”具有参照和“治疗”意义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它本身也包含着亟待批判的一面。作为一种隐喻，这就是乡村现代性对价值多元的要求，从而也是对文化多元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