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为框架,研究比较了廖承志先生《致蒋经国信》的两个英译文(1982年新华社的译文和2007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发表的张培基教授的译文),探究了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对译者行为的操纵。传统的翻译理论主要是以源文本为主,认为翻译的首要标准是忠实于原文。而二十世纪70年代提出的“文化转向”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自此,翻译研究被置于更为广泛的环境中,将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外部因素考虑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的操纵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中的著名理论之一。他认为翻译受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三种因素的操纵：意识形态对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等方面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诗学作为一个社会文学标准的总和,对翻译中语言的运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赞助人通过意识形态决定了翻译的出版和发行。不同的译者处在不同的时代与社会文化背景下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与操纵,使译文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本文首先从“文化转向”出发,具体阐释了操纵理论及其三要素和译者行为等概念。接着介绍了源文本《致蒋经国信》和两英译文。然后在操纵理论的框架下,对两译文进行比较,通过分析译者对源文本的选择、译者的翻译策略、措辞以及文体风格等实例,研究了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译者行为的操纵。研究发现,《致蒋经国信》的两英译文确实存在操纵现象：新华社的译文将此信译成电讯稿,内容忠实朴质、用词简明凝练、风格与新闻报道基本相同,读来更像是官方文件；而张培基教授将此信译成散文体,语言优美流畅,修辞手法、句式变幻多样,个人感情溢于言表。通过这些对比分析,充分体现了意识形态、诗学借助赞助人的力量对译者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达到操纵译文的目的。本研究旨在说明翻译就是对原文有目的的操纵,翻译研究也从规定走向描写,静态走向动态,从翻译内走向翻译外；不同的译文只要它能反映时代的要求,都具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也解释了经典作品的重译现象。另外,作为一个社会个体,译者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诸如社会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对译者的操纵,故而译者行为表现出社会化的特点；而作为一个主观的个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自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助翻译活动达到实现服务社会的目的,这也是译者社会性的体现。因此,译者行为可以说是译者社会性和社会化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