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9-2008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0多倍，这种持续高速增长被称之为“中国奇迹”。中国实施向东部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使东部经济得到高速增长，并由此带动国民经济总体效率提高的同时，也使中国付出了东中西部之间区域经济差距日益拉大的代价。本文以增长回归作为分析框架，分别使用省际样本和地级以上城市样本考察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各种因素，试图厘清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国际贸易与制度变迁等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正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理论分析、经验研究与结论和展望三部分。第二、三、四章为理论分析部分。第二章考察了地区经济差距的理论基础：平衡发展理论和非平衡发展理论。前者包括新古典区域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以及纳克斯的摆脱“贫困恶性循环”平衡增长理论。本章通过梳理经济增长理论、平衡及非平衡增长理论，为后文考察地区经济差距具体影响因素提供理论前提。第三章首先以历史视角，考察了我国70年代末以来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影响。始于改革开放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型塑了以后数十年的经济地理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绩效远远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国家层面战略的实施，初步遏制了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一系列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陆续出台。从实施效果看，中央政府协调地区发展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东部地区总产占全国份额在2009年前后首次跌到60%以下；中部、西部占全国份额都有所上升。本章最后探讨了地区间经济差距过大可能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凸显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第四章为机制分析。作者首先分别考察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和作用于地区经济差距的可能渠道；接着刻画了固定资产投资、科技投入、国际贸易等要素的地区分布不平衡特征以及制度变迁地区不同步现象。这种要素分布不平衡以及制度变迁不同步现象，必然导致地区间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经验研究包括三部分，依次对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国际贸易与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关系进行定量考察。第五章使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探讨了资本深化和不同类型的科技投入对省区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全国样本看，资本深化可以解释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的35%-43%；技术消化、技术引进购买以及它们与资本深化水平交互项，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均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主研发不仅本身影响劳动生产率，还通过与资本深化水平的良性互动显著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资本深化、异质性科技投入与劳动生产率差异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地区特征。东部地区资本深化在劳动生产率增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全国样本更为接近，为了减缓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东部地区可以考虑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施新产品开发，以率先在国内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中西部地区应该利用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积极引进东部投资，加速资本深化，同时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力度，以节约自身稀缺的资本的同时，提升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制度变迁与国际贸易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主要内容，二者都对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六章与第七章都立足于城市横截面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检验内生制度变迁、国际贸易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系。第六章使用IV方法考察内生制度与城市间经济绩效的关系。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获得政绩以提高晋升概率，地方官员有激励为非国有投资提供非正式产权保护；改革开放初期集体工业产值比例影响了当地领导人对非国有产权保护的态度，可以视为当前制度的工具变量。IV结果表明物权保护程度不同可以稳健地解释中国城市间大部分经济绩效差异，一旦控制制度因素，高级别城市没有表现出更好的经济绩效。第七章使用某城市将一集装箱货物运至其常用出海港口的费用即头程运费，刻画国内不同地区面临的进出口阻力，考察内生国际贸易与经济绩效的关系。IV结果表明OLS并没有高估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一旦控制国际贸易，沿海地区没有表现出更为出色的经济绩效；若国际贸易量提高1%，该地区人均GDP可望增长0.19-0.22%；有必要进行全国性的运输改革以提升内陆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能力。工具变量通过了严格的相关性和外生性检验，子样本敏感分析和控制变量方法保障了结论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