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批判性文学作品中，《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以及《孽海花》等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世俗化批判性书写方式。从语言层面来说，四大谴责小说改变了传统批判性作品中讽刺语言的含蓄蕴籍、温柔敦厚，而采用调侃式讽刺语言嘲弄、讥刺对象。这其中，戏谑式调侃将讽刺对象任意贬损取笑，显示出主体游戏性书写心态。反讽式调侃则揭穿了讽刺对象表里不一的虚伪面目，显示出主体讽刺对象时洞察一切的精神自信和心理优越感。移置式调侃让官场俯就世俗空间，拆解其神圣性，体现出主体传统价值观的失落和道德虚无。调侃式讽刺语言带有一种去诗意化的文化特征，并追求一种体现世俗谐趣之“笑”的艺术精神。从叙事层面分析，四大谴责小说以直指现实的影射性叙事和俯就民间的生活化叙事为其主要批判性叙事形态；在叙事视点的设置上通过“陌生者”的视点和“民间化”的视点来观察社会政治，前者可以透视出被人们认识惯性所掩盖的社会真相，后者则实现了批判话语从精英阶层向普通民众的权力下移；在结构上呈现为空间化特征，从而消解了传统的忠奸对立情节模式，将批判的焦点集中在“此刻的世界”。从文体特征层面描述，四大谴责小说将批判性书写结合在世俗层面的各种小道文类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游记体、日记体、谐文体以及轶事体等批判性文本体式。 谴责小说的批判书写体现着谴责小说作家的文化身份特征。一方面他们摆脱了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政治价值诉求，并且怀疑文化精英们当承社会责任的的能力，从而疏离了以先知者自居的文化价值姿态，处于现行政治体制和社会主流思潮的边缘；另一方面，特定的晚清时代环境中，他们寻求到新的生存空间，将个人书写和世俗市场相结合，实现了职业化的身份转变。因此，他们的批判性书写也体现出与传统讽谏式批判性书写不同的世俗化的精神特征，具体表现为自由性、商业性、大众化和内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