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水污染、雾霾等污染现象频繁出现。为改善日益恶化的环境质量,坚持绿色生产和绿色治理相结合的生态文明之路,实施命令—控制型、经济市场型等环境规制措施。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影响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资本劳动要素投入比、生产规模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社会就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解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二、三产业发展产生的就业需求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陆续进入非农业部门就业,尤其是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等行业。但是,上述行业能源消耗大,污染处理技术落后,是造成环境质量恶化的重要原因,更容易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促进农民工的非农就业转移,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是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然而环境规制的实施是否会对农民工就业造成冲击?因此,本文在新常态背景下研究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环境规制和农民工就业的双赢发展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本文首先从环境规制机构、环境规制工具、环境规制演进等角度分析了我国环境规制发展的现状,然后又梳理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工就业发展进程,最后总结了我国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及其特点。之后进行理论分析,将污染排放当作生产要素,纳入生产的局部均衡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导致企业要素价格上升所带来的生产行为调整及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从数理上分析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根据遵循成本假说与环境竞次假说、波特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分析环境规制影响农民工就业的直接路径,以及通过影响产业结构、FDI和技术创新,进而影响农民工就业的间接路径,对环境规制影响农民工就业进行机理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采用2004-2015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环境规制与农民工就业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提高,农民工就业先减少后增加;(2)环境规制通过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民工就业;(3)环境规制减少FDI流入,削弱农民工就业;(4)环境规制刺激技术创新,抑制农民工就业。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倒逼产业结构升级;改善FDI引入结构;生产型技术创新和治污型技术创新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