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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试图以社会网络分析的范式考察公共文化服务在基层的实践结构。在中国当前文化发展脉络下,文化作为合理化治理工具,表现于官方文化政策论述,同时又在官方与民间的互动过程中深入影响着个体到共同体之间不同的文化思维与应对政策的态度。然而在硬软件仍依赖政府、机构资源的情况下,更需考察公共资源分配与联结的有效性,重新描述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的不同位置的多元行动者及各行动者在关系中拥有的资源、技术、理性和思维。研究范式层面,在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与管理领域,公共文化服务依旧是一个意义变动、建构中的词汇。“公共文化服务”在各项研究中除来自“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衍伸,就其内容而言则吸纳了文化政策、政治经济学、文化政治等等,其概念发散性源于文化作为意义生产机制,如何处理其主体性的问题,即“文化”与“公共服务”的交互关系面临方法论及学科疆界的重划议题。在此语境下,研究创新性地使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通过描绘上城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网络与行动者网络图,探究谁是最有影响力的公共文化服务行动者及其影响力来源,并利用文化参与来回应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性内涵。在政府行动者网络中,利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政策话语内容作为各行动者节点权力和财政资源分类分配结构的呈现方式,在公共文化机构的行动者网络中,利用地理空间的机构变迁和组织资源宽裕作为各行动者节点关系的重要定义,在公众行动者网络中,通过公众的文化参与测量、焦点小组的编码模型和小世界网络形式,来进一步比较公共性视角下的网络结构与文化性视角下的网络结构的区隔,最终归纳公共文化服务的整体结构网络特征如下:第一,公共文化服务的地方实践是一个形成“层级内卷-网络”并由此结构所驱动的过程,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依靠层级结构的流动性成为整体网络的权力核心。公共文化服务的地方实践是“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公众”的行动结构网络,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并不以单独的形式存在,政府也不是整个结构的完全主导者,而是一种由层级权力所形成的资源权力结构。它并非一个恒定的、经常性的主体结构,而是一种不断流动的结构,这种流动结构镶嵌于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的政策重点与其边界、层级权限、专项资金财政激励和政策主题动员之中。所呈现于网络中的,是强调在地文化特色的“重大节庆及指令性群众文化活动”在公共文化服务各类服务事项中的网络核心位置以及区级以下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对层级结构的依赖、相对凝聚和联结的结构特征。这一结构将上城区自建国以来不间断的、完善的以区、街道、社区为层级划分的清晰明确的三级文化网络和文化参与传统续写和强化,并从历时性上强化了区级层面对整体网络越来越强的联结作用。这种层级结构内嵌至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行动者结构中,通过标准化建设、主题活动、在地化文化彰显、资源整合、产业支持等层级化的实施过程,塑造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主要职能范围和服务内容,并进一步与公众产生关联。第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合法性、社会绩效和市场导向驱动下的资源宽裕结构是整体网络的资源流动核心,并在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逐渐显露出越来越关键的意义。公共文化服务的地方实践权力逐步通过公共资源的方式转移到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位置,不仅是政府规划的执行载体,更是地方公共文化的知识传递者与行动启动者,透过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相关的政策规划被诠释和推动,对基层政府而言,也有了公共文化服务相关议程的协助和着力对象,对公众而言,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则是政府认知和公共文化服务认知的重要来源。它在结构中的影响力镶嵌于在地社群,并受到自身机构性质、市场导向回应、政府规划及资源宽裕程度的影响,加之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主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想象与服务实践的视野因素,使得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由实践主体认知、政府规划执行和在地文化关系的多重影响下,依据宽裕资源的吸附性质所决定的行动者。上城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历时性趋势之下呈现出对内卷层级结构和公共资源的依赖,表现在网络特征上为已吸附性宽裕资源占主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单位在网络中占据最为核心的位置,网络资源和资讯的获取能力都更高,并对上城区其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影响力更大,其中配合行政命令的主题活动及支出作为已吸附宽裕资源重要来源,在保障机构合法性和自上而下政策动员重要的政策工具层面已从公共文化服务内卷到政策系统之中,成为公共文化机构与行政主管部门最强有力的纽带形式。第三,公众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的内卷化行动机制是整体网络的互动反馈核心。上城区公众的公共文化服务参与作为文化参与的一部分,本质是动机-认知-偏好-行为的持续性行动机制,居民的行动者位置则由日常生活和文化参与机制塑造,赋予了此结构的行动正当性,并以此决定了其意义。在这一机制中,人口特征与群体诉求决定其参与动机,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认知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形成参与偏好,而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配置则构成最终的行为,公众能否产生持续不断的公共文化服务参与行为,需要在群体诉求和公共文化服务认知中获取,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能否与周边文化生活圈共同构成个体的文化空间,对公众是否不参加某类活动构成障碍因素。上城区公众的文化参与群体诉求目前集中于由年龄和在地文化资源两类纽带联结而成的认同,而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认知已内卷化为自上而下的层级供给结构并将其本质视为社区活动而非文化活动。这类认知与上述政府行动者所构成的流动层级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安排以及机构行动者所构成的已吸附性资源积累与合法性维护密切相关,共同催生出公共文化服务的公众体验与文化参与本质相疏离的问题,并以此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回应自下而上的传递扩散。这种文化参与机制的形成是自上而下公共文化服务重要的积累因素,并非简单的文化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和个性化服务提供的市场机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