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中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加速推进,国内各类资本寻找国际市场的动力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投资合作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升温,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发达国家的部分基础设施也面临升级换代,外部投资需求扩大,与中国开展投资合作的意愿增强。与此同时,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缓慢回暖、发展分化,全球贸易投资布局以及多边投资贸易制度调整,各国面对的发展困境仍然棘手。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面对不同程度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制度阻碍、市场进入限制、全球范围内规范有效的投资争端处理机制的欠缺,对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深刻认识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是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关键因素之一。传统的区位选择理论多从宏观因素出发,并以发达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忽略了企业的异质性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问题,无法全面解释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企业生产率与区位选择的具体关系。因此,本文结合宏观与微观视角考察投资便利化、企业生产率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提供有益参考。通过数理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第一,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促进效应,表现在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次数、投资规模两方面。从投资便利化分指标来看,制度供给质量、基础设施质量、金融服务效率、商业投资环境、技术创新能力均能显著影响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及投资规模。另外,企业生产率越高,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高。第二,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引致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对企业投资区位偏好发生变化。对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而言东道国较高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对投资的促进效应增强,也就是说,相比生产率更低的企业,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投资便利化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从投资便利化分指标来看,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引致东道国商业投资环境及制度供给质量对企业投资区位偏好发生变化,而对东道国金融服务效率、技术创新能力、基础设施质量对企业投资区位影响不大。第三,为检验投资便利化条件下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率是否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即是否存在学习效应,采用PSM-DID方法研究发现,OFDI企业存在显著的生产率效应。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下区位选择是否对企业具有显著的生产率效应,从综合指标来看,企业到投资便利化水平高的东道国投资获得显著的生产率效应;从分指标来看,企业无论到基础设施质量、金融服务效率、商业投资环境、技术创新能力高或低的国家进行投资,都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且投资到质量较高的国家对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更显著。然而,企业到制度水平较好的国家进行投资,获得生产率效应反而小于到制度水平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这可能是由企业的“制度规避或投机”因素所造成的。从滞后效应来看,中国企业到投资便利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投资,在短期内对生产率的正效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到投资便利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对TFP提升不具备显著的促进作用。表明企业可能通过将剩余产能转移到东道国而使市场规模得到快速扩张,形成规模经济并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引致企业生产率进步。本文将从八个部分进行阐述,详细构架如下:第一部分是导论。首先说明了选题背景、理论意义以及现实意义。基于国内外投资环境不断变化,同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加的背景下,讨论此议题。然后描述了本文所涉及的研究方法、思路、内容、创新与不足,对本文展开具有归纳性的阐述。第二部分是文献述评。把现有的研究成果分为四个分支分别展开说明:其一是投资便利化研究现状的文献综述;其二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研究;其三是投资便利化对区位选择影响的文献综述;其四为区位选择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文献综述。通过对现有研究归纳和梳理,本文加以了客观评述。第三部分是机理分析。在新新贸易理论的经典假设中,基于Chen和Moore（2010）的模型探讨了异质性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并在此框架下嵌入投资便利化这一因素,进一步分析投资便利化条件下异质性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另外,为检验企业在特定区位进行直接投资的事后效应,基于Egger和Merlo（2012）构建的BITs对跨国企业绩效影响的模型,探讨了投资便利化环境下区位选择对OFDI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机理,通过对理论模型的了解分析,为实证分析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为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测度体系构建与测度,本章首先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并对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各项指标进行测度并排名,最后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分析各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为后文检验提供数据基础。第五部分为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此部分的研究分为国家宏观与企业微观视角两个方面,首先从国家层面出发,选取了2008-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考察东道国宏观层面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其次考虑到企业层面微观因素,选取2008-2016年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企业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通过区分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对投资区位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厘清内外部因素对区位选择的重要性。第六部分在上一章的实证检验基础上,综合考虑宏观和微观这两个因素,考察投资便利化环境下生产率会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何种影响,在Probit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投资便利化与企业生产率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另外,为确定企业异质性与东道国异质性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分别进行了分组回归;最后为降低估计偏差,分别通过引入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改变因变量及改变样本结构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说明。第七部分在第五、第六部分的基础上,检验投资便利化条件下区位选择对OFDI企业生产率影响,即投资便利化下OFDI是否具有学习效应。本章采用PSM-DID的回归模型,首先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其次按照东道国便利化水平的异质性进行分组回归,考察东道国不同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基础设施质量、制度供给质量、商业投资环境、金融服务效率及技术创新能力条件下在特定区位投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最后分别通过改变匹配比例、样本结构及TFP计算方法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八部分是投资便利化下中国OFDI企业区位选择的对策探讨。本章以实证结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对全文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