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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是塞浦路斯问题引起的一次重大冲突。危机中,希土两国既是主要争端方,又是美国的重要北约盟友。联盟成员如果卷入国际危机,并引发联盟成员国间的对抗与冲突,有可能从内部危及联盟的运作和维系。危机期间,希土两盟国就在塞岛内政问题上互不退让、激烈对抗,甚至濒临战争边缘,作为北约盟主的美国则极力避免这两个北约成员国发生战争。希土爆发战争,不仅会影响到北约内部的团结与北约东南翼及东地中海的稳定,给苏联介入危机并在北约内部制造裂痕提供可乘之机,还对美国的领导权与同盟管理能力构成严峻挑战。随着危机的深入,美国对希土争端政策也不断做出相应调整。危机初、中期,美国选择严守中立,对争端内容及解决方案不持立场,敦促希土双方保持克制,避免危机升级。美国期望争端双方相互妥协,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缓解危机。在危机初期,尼克松政府的亲希腊军政府倾向较大影响着美国对希土争端政策。因而,塞岛政变后,美国采取观望政策,等待局势的明朗化,同时竭力劝说土耳其保持克制,勿动用军事手段,以防止希土军事冲突。美国坚信,土耳其作为美国的盟友,由于顾忌美国的态度,仍会在美国压力下被迫放弃军事干预塞岛事务的图谋。美国仍然拥有约束土耳其动武充足而有效的手段。与美国的意愿相反,这一表面上不持立场的中立却刺激了土耳其军事入侵决心。失望的土耳其对塞浦路斯发起军事进攻。土耳其试图以军事行动对美国实施反向控制,促使美国调整希土争端政策。鉴于对美土同盟的担心,危机中、后期,美国对希土争端政策逐步转向有限介入。但此番美国政策调整,并未使美国获得影响土耳其行为的有效杠杆,反而招致希腊的不满。希腊国内反美情绪高涨,并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美国的处境越来越差。为维系同盟团结与自身领导权,美国积极斡旋,推进希土谈判。直到危机后期,美国的斡旋努力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希腊院外集团的推动下,国会最终通过对土耳其实施武器禁运的决议。美国由斡旋转向制裁。美土关系面临空前危机,美希关系改善未获得足够的推动力。对土耳其武器禁运,没能达到化解分歧的预期目标,反倒延缓了希土争端的解决。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美国不但没有找到缓解塞浦路斯危机,阻止希土对抗的途径,反而同时疏远了希土两国。1974年危机中,美国陷入了顾此失彼,左支右绌的困窘境地,对希土争端政策调整也没能实现维护北约内部团结与自身领导地位的目标。希土作为对美国有相当大依赖性的盟友,时常无视美国意愿,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问题上采取自行其是的政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在北约内部影响和同盟管理能力的局限性与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