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关系中由来已久的一个现象,金融外交在新时期已经成为了美国对华整体外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金融外交会成为美国对华外交的一个核心部分?究竟应该如何运用合法的制度手段有效应对美国的金融外交?——这就是本论文着力回答的核心问题。具体到本论文选取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例子,从政策过程的角度出发,人民币汇率问题为什么会被政治化,并成为政策议程的一部分?为什么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对华金融外交可以从美国的特殊集团利益诉求变成美国的公共政策?政策过程中的调整又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在政策执行阶段,美国的对华金融外交活动呈现出怎样的形态和特征,为什么?在另一方面,从议题参与者的角度出发,在国际货币领域长期相对沉默的利益集团为什么会积极参与人民币汇率议题?美国国会的部分议员频频抛出人民币汇率的相关议案,但无一成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那么,国会究竟在扮演怎样的角色?行政部门作为政策最终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政策过程中的独立性如何,实现了或正在实现怎样的目标和使命?鉴于人民币汇率议题中的众多参与者,是“议题网络”还是“铁三角”决定了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形成与走向?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究竟应该如何运用合法的制度手段有效应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外交?本论文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之所以会在美国从经济问题走向政治化,并最终成为美国政策议程中的一部分,得益于以制造业集团为主要代表的利益集团在其中所扮演的驱动者和沟通者角色。在考察不同利益集团在金融外交政策过程中的不同角色时,本论文发现,认为“利益集团在美国国际货币政策过程中很难形成集体行动”的传统观点在本文的案例中无法获得足够的证据支持。以贸易/货币划界,认为利益集团在国际货币领域的活跃度和影响力远小于贸易领域——这样的路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行不通的。正是由于制造业和劳工集团在人民币汇率议题上的积极活动、金融利益集团的参与、跨国企业和贸易自由主义的放水,对华金融外交从美国的特殊集团利益变成了美国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诉求如何转化为具体政策?本文的研究表明,国会通过积极的立法和监督活动,在客观上充当了金融外交从公共利益诉求转化为具体政策的沟通行为体。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府会“合作性张力”的权力结构以及国会自身的政治结构都限制了社会压力通过国会到达行政部门的作用过程。美国行政部门主张通过金融外交与中方展开接触,劝说人民币升值,在斯诺时期制定了包括高层对话、多边外交以及技术接触在内的具体策略。然而,在保尔森时期,在国会立法和制造业—工会集团更趋强硬的背景下,行政部门的政策却出现了趋于缓和的反向调整。对此,本论文认为,在议题网络中其他行为体的力量不变甚至表现出更加强硬的政策偏好时,华尔街——财政部集合体效应的凸显导致了政策的调整。因此,本论文认为,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形成了覆盖广泛的议题网络,利益集团—国会—行政部门的模式仍然是美国对华金融外交发生的路径。然而,无论是“铁三角”还是“议题网络”都存在逻辑或经验的不足,一个相对可行的框架是:议题网络设置了金融外交的政策边界,利益集团—国会—行政部门三者之间并不稳定的三角仍然是金融外交的决策核心。在外交形式方面,个人外交在金融外交中的作用凸显;金融外交催生了崭新的双边战略经济对话,推动金融外交向机制化发展;高度一体化的国际金融市场决定了多边外交在金融外交中的独特地位。金融外交成为了全球化时代一种崭新的外交形态。在奥巴马时代,人民币汇率很可能继续成为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的核心争议,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进程也必将延续。为此,中国在“大力开展经济金融外交”的政策指引下,必须善于利用美国的制度化渠道,有效缓解风险、化解挑战。中国必须将利益集团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积极建立“抵消游说联盟”;中国需大力开发媒体和舆论引导的优势,合理整合并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金融外交资源和渠道,形成强大的金融外交合力,以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