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养犬之风兴盛,犬只种类繁多,以蜀地所产罗江犬闻名全国。犬只贸易较为发达,其价格因大小、年龄和品种等不同呈现较大差异。有宋以降,相犬术趋于衰微,相犬者几乎销声匿迹。宋承唐制,中央设立五坊,其中的狗坊专门负责饲养皇帝校猎所需鹰犬,其兴废随校猎变动呈不稳定状态,同时在继承前代法令的基础上,宋政府对盗杀犬只、犬杀伤人畜和犬皮买卖等制定相关法令法规。犬在宋人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广泛用于看家护院、娱乐生活、狩猎活动、军事战争和饮食医药等方面,尤以看家护院功用突出,饲养宠物犬之风和走犬活动也较为盛行。犬在狩猎活动和军事战争中有着特殊用途,主要从事抓捕、追踪、搜索和警卫等各项工作。两宋食犬之风趋于衰落,食犬人群局限于下层社会,犬肉已退出宋人的宴饮餐桌,形成“狗肉不上桌”的习俗。宋人极其了解犬的医药价值,并总结出大量治疗犬生病和犬咬人的医方土方,对宋代医药学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宋代犬文化承袭前代犬文化的同时显示着自身的时代特征。宋代犬类诗词谚语极其丰富,主要涵盖田园类、政治类和讽刺类等内容,折射出宋人对犬褒贬不一的态度。犬类绘画较为繁多,题材涉及田园生活、田猎娱乐和神灵鬼怪三方面,“细犬”成为画师笔下的主要犬种之一。犬在天文中以“天狗”形象出现,宋人承袭前人观念视天狗坠为兵灾的前兆,由此引起平民百姓的心理恐慌和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犬在祭祀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羮献”之礼的犬牲遭到废除,至南宋祭刍狗变为祭草龙。犬在少数民族风俗中的作用和形象具体体现在重大节庆、饮食习惯、交通运输、祭祀禳病和图腾崇拜等诸多方面,反映出独特的民族文化气息。受儒释道三教合流和佛道世俗化的影响,宋代犬故事呈现出儒家“忠孝伦理”和佛道“果报轮回”观念,带有浓重的劝化说教思想。民间信仰中的犬形象有着祸福并行的特点,具体表现在犬异象、犬梦兆及犬辟邪驱鬼等方面,由此引申出宋人的祸福观和梦观念。宋代犬的神圣性并未消退,这一点深刻地体现在犬类神话传说和“哮天犬”神格诞生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