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关文化的定义不一而足,但学界普遍承认:内蕴在文化之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了文化群体社会行为与选择的判断标准。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学者们研究发现,在下层阶级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环境,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等与主流社会群体疏远甚至背反,青少年之所以实施了越轨甚至犯罪行为,正是遵循了这种犯罪亚文化的结果。白领犯罪理论和警察亚文化理论的提出将犯罪亚文化理论关注的犯罪主体扩大到上层社会,为从犯罪文化的视角研究腐败犯罪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我国,腐败通常被用来概括国家公职人员异化公权力、以权谋私的犯罪行为,长期的政治行为与经济利益的交易活动逐渐衍生了一种与腐败犯罪密切相关的反社会性文化,即腐败文化。受封建传统影响,腐败文化鼓励公权私用、强调权力和官职至上,而现代社会参差不齐的亚文化现象促成腐败文化内涵呈现多样化发展。研究表明,腐败文化通过设置以财富、权力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准来鼓励亚群体成员不择手段的追求合理范围之外的权力和财富,并展示出以非正式规则运作政策文件、公权私用等攫取财富的行为模式。腐败亚群体成员通过将家族血缘关系网络扩大为虚拟血缘关系网络来获取更多权力资源和人脉资源,位于腐败关系网中心的腐败个体更为亚群体成员实施腐败犯罪提供了榜样示范和心理支持。作为一种犯罪亚文化,个体对腐败文化的接受与实践是一个理性思考的过程,对腐败文化的追随必然会导致腐败犯罪的结果。腐败文化是客观存在于国家公职人员的群体之中的,它通过动摇主文化中的深层规范观念来动摇亚群体成员对主流社会行为准则的坚持,并提高他们对腐败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接受能力。国家公职人员是我国腐败犯罪的主体,尤其处于权力中心的干部有更多的腐败机会和资源,所以在以群体社会责任感的集体觉醒破除腐败文化影响的过程中,除了应注重主要领导干部的官德修养,坚决清查具有腐败思想的工作人员形成上行下效的良好氛围外,还要强化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意识,端正他们对法律的态度,以刑法的威慑使国家公职人员始终保持清醒的权力意识。香港和新加坡治理腐败的经验表明,来自社会的廉政信仰能有效削弱腐败文化的负向功能。利害关系人和强互惠主义者触发社会舆论,不断的引起社会公众对腐败犯罪强烈的抵触情绪的过程,正是影响社会群体相对意识社会化积累的过程,关系着社会群体意识的觉醒。在这一过程中,保证利害关系人和互惠者能公开表达对腐败的谴责是前提,以官方新闻引导社会舆论走向是关键,以对法律的贯彻为保证,不能采取任何腐败犯罪的规避方法,目的是使社会公众在道德上接近或达到廉政社会所要求的道德境界,并逐渐内化为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最终达到以社会公认的反腐败信条压缩并最终铲除腐败文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