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作为有意味的形式》一文自1913年问世以来即引起美学界的关注,他认为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线条、色彩等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就是“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本质,以此作为解读一切视觉艺术的基础并排斥其它诸如:生活经验、日常情感以及文明传承等因素的影响。克氏的这一美学观点拥戴者甚众,可以讲直接影响了现代主义以后的视觉艺术发展,而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以其为宗旨的视觉艺术在经历了现代与后现代主义之后陷入当下的学术困境,其表现形式是:公共性的丧失及视觉艺术沦为内涵浮浅的代名词。笔者认为,克氏有关“意味、形式”的命题具有创见性,但错误在于,“意味”与“形式”的逻辑或因果关系的本末倒置,非是“有意味的形式”,而是“形式呈现意味”。前者视形式的创新为终极目标,而意味只是其附庸;后者则强调形式创新是载体、手段,而意味的呈现才是艺术的本质。看似相近的二者关系,却导出了视觉艺术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使之步入学术困境,后者则将担负起视觉艺术的复兴重担。本文将以和克莱夫·贝尔讨论的形式,来阐述笔者“绘画的终极关怀——意者为先”的观点,笔者认为,视觉艺术的创作不仅与人类的生存经验、情感伦理以及文明积淀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画家以个人学养与情操为依托呈现的意味更是决定其作品是否具有存在价值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