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永远是社会生活的主题，也是世界文坛上长久不衰的母题。在抒发爱情的文学中，诗歌又是最古老也是最璀璨的文学载体。斯里兰卡和中国同处亚洲的文化圈中，以印度文化为渊源的斯里兰卡文化和中国文化，形成了独特而自主的文化体系。在古典爱情诗歌的领域，以伦理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和以佛祖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各自培育出了相关联的主题：爱情抒情短诗的擅长和长篇叙事史诗的流行。而以农耕文化为底蕴的民族特色和面朝大海热带风情的岛国特色又形成了爱情内容和描写方式的侧重，直接的表达和描绘是斯里兰卡爱情诗歌的重要特色，而感伤情绪和对心理的细腻把握使中国的诗歌更注重深层的体悟和理解。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起云涌的时代，在相似的世界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两个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也随之开启，在诗歌迈进各自现代化的过程中，两国的现代诗歌同样面临相似的龟裂、发展和演变。爱情诗歌的发展历程是这场“现代化”的一条重要线索。从两国现代诗歌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现代爱情诗歌均呈现出下列特征：开放性、时代性、多元性和民族性，依照各国的实际情况，具体有所不同。在现代爱情诗歌中，徐志摩和Siri Gunasingha(悉利·古纳辛格)又分别是两国最值得关注的对象。 徐志摩是中国格律派的代表人物，Siri Gunasingha是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同受到西方思潮和文风的深刻影响，他们的思想都带着“现代性”的烙印，在联结各自民族和异质文化上都起到了出色的“使者”作用。他们都是诗歌的“天才”，带有强烈“个人色彩”，显示着个人独到的领悟和魅力。 但他们又有明显的差异，徐的诗歌思想是唯美的、浪漫的，Gunasingha走的是现实主义道路。Siri Gunasingha的诗歌里处处体现着现实主义诗人的清醒和追问，他的爱情诗歌折射着现代爱情的弊病和深刻现实，而徐志摩在气质上又完全偏向于个人浪漫主义，沉湎于自我的爱情世界，为爱而诗。从英国回来的徐强调诗歌传统中的“格律”和“美”，Siri Gunasingha带着哲思之韵却带给了兰卡西方意象主义的热潮，他把斯里兰卡的自由体诗歌带上了一条全新的“现代”道路。对他们两人爱情诗歌的比较，更能形象地显示出两个国度在现代诗歌发展道路上不同的诗歌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