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战后文学的一个分支，逃亡文学(Vertreibungsliteratur)相比较流亡文学(Exilliteratur)、集中营文学(Holocaustliteratur)而言在文学史、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Guenter Grass)2002年的新作《蟹行》(Im Krebsgang)在读者、文学界、评论界中引起的轰动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德语逃亡文学。 《蟹行》以二战末期苏联红军反攻德国、入侵东欧，德国难民逃亡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悲惨的鲜为人知的沉船事件。载满难民和士兵的古斯特洛夫号于一个寒冬之夜在波罗的海，距波莫瑞不远处，被一艘苏联潜水艇的鱼雷击中。近万名难民死于非命，其中一半是妇女和婴孩。《蟹行》描述了幸免于难的女主人公图拉、她的奇迹般出生于救护艇的儿子保尔和她的具有右倾倾向的孙子康尼对待该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态度和行为。作者从对三代人的行为态度的比较上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不及时对历史进行整理和反思，那么它将很有可能被新纳粹分子滥用而发生新一轮的灾难。@@ 本文试图通过对格拉斯之前的德语逃亡文学的介绍以及细致分析格拉斯新作《蟹行》——这一逃亡文学新时期的代表作，对逃亡文学发展的脉络作一个梳理。@@ 格拉斯之前逃亡文学已经存在并且有文学研究者对此著书立说。最全面的分析研究当推赫尔别希(Louis F.Helbig)。在他的《巨大的损失》(Der ungeheure Verlust)一书中，他把逃亡文学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经历描述阶段(Erlebnisphase)，文献加工阶段(Dokumentationphase)和纯文学创作阶段(dichterischePhase)。而在第三个阶段中，逃亡文学就其主题又可以大致分为五大类，即在故乡的斗争和苦难；逃亡和流离失所；到达西方，融入另一个社会；重逢逃亡的故地；对故乡的理解和期望。许多德语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对以上主题的涉及，例如在棱茨(SiegfriedLenz)的《苏来垦曾如此温柔》(Sozaertlichwardie Suleyken)中用充满幽默的笔触描述了一个理想的故乡和故乡的风土人情，格拉斯的《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中也有对苏军攻占但泽、平民逃难、主人公逃至西德开始新的生活的章节。但是，这些作品都只将逃亡作为主要故事情节的背景或次要情节，而没有把它放在中心地位作为主题进行文学处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作品很少从逃亡文学的角度加以分析、逃亡文学的研究长期以来局限于少数专家的原因。@@ 然而，格拉斯的《蟹行》首次把德国平民在二战中的苦难经历用古斯特洛夫海难事件以小说的主题形式突出地表现出来，这在德语逃亡文学史上是一个突破。随着对《蟹行》的热烈讨论，逃亡文学也从一个近似于“地下文学”的状态转变到正式的“合法”的文学流派，格拉斯对此的贡献毋庸置疑。@@ 令人深思的是，格拉斯的《蟹行》为什么能够引起这样大的轰动?在他之前也有德语作家对这一海难进行过叙述。然而他们对这一题材的处理不是缺少文学色彩(例如Walter Kempowski的Das Echolot.Fugafuriosa)，就是只将其作为整个故事情节中的一个小插曲(例如Willi Faehrmann的Das Jahr der Woelfe)。由于这些作品文学价值的欠缺，所以未能吸引广大读者。格拉斯在其作品中运用独特的蟹行般的叙述方式，把过去与现在，现实与虚构，主次人物巧妙地穿插起来，为读者创造了一个多层次、多视角的故事空间。此外，格拉斯的成功也得益于现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氛。在德国统一之后，德国的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这些都影响着德国人对战争的反思，尤其是对自己所遭受的苦难的理解也在发生着变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作家W.G.Sebald的逝世以及由其引发的“空战与文学”的讨论、施林克的畅销小说《生死朗读》(Der Vorleser)一再地引起德国人对战争、对罪责与苦难的讨论。这些都为《蟹行》在广大读者群中引起强烈反响作了铺垫。尽管《蟹行》让很多人出乎意料，认为它打破了一个禁区；但事实上该小说的出版也正迎合了德国人的心意：终于有人说一说德国人自己的苦难，把德国人也作为战争受害者来看待了。@@施害者也可以同时是受害者；不仅深刻地认识自己所施之害，而且认真地面对自身承受的痛苦，联系起来思考，应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战争及其后果的憎恶和对和平的珍惜。《蟹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德语逃亡文学的讨论和研究是德国人对战争的反思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证明。而德国人在前不久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高度的反战自觉则是这一反思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