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是当代英国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他致力于小说形式的革新,其创作风格也随不同的文体实验而变,因此素有英国“文坛变色龙”之称。同时巴恩斯作品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深刻,涉及历史、伦理以及文学评论等多个方面。而在这些背后,其实是他一直在努力探索人如何在当下寻求更好生存的尝试,蕴含了其独特的批判性后人文主义思想。朱利安·巴恩斯小说中的批判性后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主体性、个体性和人性的思考上。通过赋予非人部分一定的主体性,传统主体具有了较强的可塑性,在此基础上对普遍生命力的把握则指向了更完善的主体。而作为传统个体性核心的自由意志也被改造成了无法企及的目标,爱则被置于伦理道德的中心,同时坚持注重实践以保持个体合理的存续。在改变主体和个体的基础上,人性中理性的核心地位不再,非理性则被提升到了足够的高度,而理性和非理性部分则都由人性本真产生。为了更好地表现其批判性后人文主义思想,巴恩斯合理地利用了部分后现代的表现方法。通过多种文体的相互拼凑、文本内外的交叉互文和出人意料的开放式结局等文体实验,巴恩斯进一步展现了人性的纷繁复杂。通过给予边缘群体以足够的叙事权、改变传统主体的发言立场和作者直接介入叙事,巴恩斯颠覆了传统主体的叙事权威从而解构了主体。注重文本的戏仿再现并以此重铸话语真相则体现了巴恩斯对多元个体的关注。促成巴恩斯产生这种批判性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原因主要有主客观时代背景下的人文危机和传统人文主义的无力这两个大方面。由于强权的威胁和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是丰盈的这一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人在物质中逐步迷失了自身,而通过操弄人际关系以把控每个个体则更进一步体现了极权不可抗。在此情况下,无力的个体往往通过选择性甚至是建构性的记忆来麻痹自我。传统人文主义中对自由的推崇,则由于极权主义的外在压迫转变成了对自由背后孤独的逃避,宗教信仰也在生产力的发展下愈发无力。面对所有人文主义都无法解决的死亡问题,巴恩斯则在其小说中提出了向死而生地抵抗这一悲情命题,在正视死亡的基础上相信死亡的最终生成以此应对死亡体现出了巴恩斯批判性后人文主义思想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虽然巴恩斯的批判性后人文主义思想是在针对时代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蕴含了其深刻的人文关怀,并有所突破,但其中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这一思想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中产阶级,但其在巴恩斯笔下往往因为承受不了来自上下阶层的巨大压力而显得格外无力和自卑,同时巴恩斯所信奉的爱情也常常指向了背叛,这些都让他备受煎熬,从而让其小说中的老年形象如同迷茫的年轻人一样惶恐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