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日本人以长春火车站为中心修建满铁附属地,并开始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长春大街”首次被提及并建设。作为满铁附属地的中轴线和主干道,“长春大街”的建成标志着人民大街发展的开端。在此之后,长春市先后历经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苏联红军、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等国内外势力的统治阶段。人民大街也先后经历了“长春大街”、“中央通”、“大同大街”、“中山大街”、“中正大街”、“斯大林大街”和“人民大街”等不同的命名阶段。人民大街作为一直以来长春市的中轴线和城市地标,人民大街的的发展与名称变迁见证了长春市由屈辱走向解放的历史进程,承载了长春的城市文化与情感认同。本论文从批判转向以来地名学发展的新视角入手,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批判地名学的研究进展,梳理了霸权理论、空间生产理论、景观社会理论和符号权力理论等相关理论,发现地名既是“景观”,也是“文本符号”,其命名往往是统治者传递意识形态、获取霸权,达到统治权或领导权目的的空间实践。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本研究通过大量回顾历史文献,运用文本分析法等质性分析方法,以人民大街自建成以来至今的街道发展及命名沿革为研究对象,探讨街道命名变革的政治文化内涵,补充了国内学者对于批判地名学研究的空白,还原了历史真相,为长春市文化传承提供了理论依据。论文首先回顾了长春市的城市发展历程,将近代以来长春市的城市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清末民初的铁路城市(1898-1932年)、沦陷时期的殖民中心(1932-1945年)、内战时期的战略要地(1946-1948年)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心城市(1949年-至今)。随后论文回顾了人民大街自1907年开始的发展和命名沿革,发现人民大街的命名演变和长春城市发展阶段的划分关联紧密,每当长春市进入新的城市阶段,人民大街的命名必然有所改变。接下来,论文将历史实证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对人民大街命名演变的政治文化因素进行深入探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铁路城市时期,作为满铁附属地中轴线的“长春大街”和“中央通”,虽然其命名主体都是满铁当局,但“长春大街”的命名属于日本殖民主义者出于实际情况和自身诉求的妥协式命名,而“中央通”则完全由权力所主导,是直观的意识形态传达,彰显了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下日本殖民者急于实现统治权的野心;(2)伪满洲国时期,殖民制度和经济壁垒进一步固化,日本对长春由统治权向领导权转变。“大同大街”的命名表面上看是日本人尊重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地名产物,但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为传达其殖民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而进行的欺骗式命名,避免了殖民地内的争端和殖民地外的舆论谴责,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取霸权,长久统治;(3)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用“中山”和“中正”对人民大街进行命名,目的是重构长春社会意识形态,一方面激发民族情绪,另一方面争夺文化认同,从而巩固统治;(4)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大街”的命名既是出于共产党政府迫切要求改变城市内涵,消抹屈辱记忆的政策要求,也是中苏友好关系背景下的时代产物。而“人民大街”的命名则体现了新时代城市对于地名的规范化要求,从而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和民族尊严的重塑。(5)人民大街的命名一直由权力政府所主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每当政权更迭,新的统治者必然会更改人民大街的命名,一方面展现了人民大街在长春市的重要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城市地名,尤其是重要城市地名,往往不是单一的空间指位符号,更是统治者传递意识形态,获取霸权,争夺地方认同从而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