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常常思考“我是谁,从哪来,要到哪去?”一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和未来的探讨,也离不开它是什么,如何产生以及未来发展的考虑。本文从“西方”这一旁观者的视角出发,选择曾经来华访问的杜威、罗素、萨特和哈贝马斯四位思想家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总结他们对中国不同发展时期的认识和看法,评析他们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以期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中国在西方学者眼中形象的演变,以及中国道路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在论述过程中,本文以时间和逻辑两条主线展开,时间主线以杜威、罗素、萨特和哈贝马斯四位思想家的来华先后顺序展开,逻辑主线以中国道路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展开,主要以五四期间知识分子对中国道路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以及改革开放后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为线索。随着东西方的变化和发展,虽然西方中国观不断变迁,但始终难以呈现出完整的中国形象,并受观察者自身综合背景影响而表现出不同倾向。由于时空背景的差异,杜威、罗素、萨特和哈贝马斯也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提出了看法和认识。杜威通过东西文明的对比来认识中国文化,由于难以契合中国实际,他寻求一个具有共同生活的社会的中国社会改造之方备受冷遇。罗素的中国观从文化角度切入,认为东西方的文化应该互通有无,并从尽快实现工业化这一目的出发,建议中国应该走“俄国式”道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中国社会改造和未来发展的方案。萨特在与苏联的对比中形成了中国观,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但由于种种因素,萨特当时对新中国的认识存在一定乐观情绪。哈贝马斯中国观的出发点是在承认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注重东西方的讨论与共识。西方思想家和西方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道路的影响也反映着中国百年来的发展轨迹。本文通过梳理与杜威、罗素、萨特和哈贝马斯四位思想家相关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及“中国模式”之争,进一步考察了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杜威的实用主义经胡适的本土化传播后,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道路的走向指明了方向。知识分子对罗素的社会改造思想给予了极大关注,这种过度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使罗素的思想在华传播过程中被放大了。也正因此,当罗素建议中国走“俄国式”道路发展工业,但不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时,也引起了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更适合中国的激烈讨论。虽然萨特访华时对新中国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他的思想在关于人道主义和人生价值观的讨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个体”觉醒的过程,以及知识界的思想解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随着哈贝马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在中国的影响呈现出多领域、跨学科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并与当时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关注和思考的民主政治、公共领域等主题体现了一致性。这些特征所带来的影响贯穿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实践,在增强与世界“共识性”交流的背景下,以哈贝马斯思想中的自我反思和批判精神考察和评析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为理解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纵览全文,西方中国观的变迁包含着中国道路不断发展和西方思想家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两条主线。为了实现救亡启蒙,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杜威和罗素带着西方文明的振兴之梦来华时,他们希望中国文化能吸取西方的科学知识,西方文化则需要向中国学习,以弥补人生哲学方面的缺憾。他们和中国人一样同意中国需要“改变”,但是,杜威和罗素认为,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并不一定是西方的,虽然同处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可以借助后发优势,总结西方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当经历了二战的萨特带着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愿望来到中国时,他看到了一个与苏联创立社会主义背景和建设环境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在过渡时期面临的矛盾重重的现实和挑战,为此,他观察到的中国道路是一条有特色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逐步走出了一条发展道路。当哈贝马斯带着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话语性的“文化间性”的期待来到中国时,他看到的是人权和现代化等东西方共同关注的话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体现。在东西方的交往中,时间和逻辑两条主线的交汇,意味着中国人对自身发展的反思同西方人对自身文明与现代化的反思的交织,在这一交汇中逐步探索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道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也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和苏联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