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物品是日常生活中的高概率事件,如何追回遗失的物品则是人们经常面临的问题。虽然我国传统的“拾金不昧”、“路不拾遗”等道德观念对人们的行为影响深远,但近年来我国遗失物寻回的概率远低于我国台湾地区及日本、德国等国家。与传统价值背道而驰的是,现阶段拾得遗失物拒不归还、向失主索要高额报酬的事件时有发生。从遗失物拾得人的权利角度分析,我国对于遗失物拾得人并未赋予其报酬请求权,这导致是否归还遗失物完全取决于拾得人个人的道德品质,而法律应当具有可实践性,其对人性的要求不能过高。从遗失物拾得人义务角度分析,我国《物权法》第109条、110条、111条规定了遗失物权利人的义务,但并未对遗失物权利人的救济途径与遗失物拾得人拒不归还的惩戒措施作进一步规定。只对遗失物拾得人进行义务规范,并不能有效地帮助失主寻回遗失物。概括而言,我国现阶段关于遗失物侵占的立法制度存在以下三个方面问题:第一,我国现行社会的发展已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单纯凭借“拾金不昧”的传统道德观念约束遗失物拾得人便显得远远不够;第二,在我国现行遗失物制度下,我国缺乏行政权力的积极介入,忽略行政权在民事权利与司法权力之间的过渡作用。遗失物权利人虽可以自行通过民事诉讼到法院来请求法院裁决,但是司法成本比较高,执行效率也较低。第三,由于遗失物权利人很难得知拾得人的个人信息,致使权利人在维权过程中遭遇许多现实障碍。基于上述问题的分析,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第一,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和拾得人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制度,可以更好地激励遗失物拾得人物归原主;第二,针对遗失物拾得人拒不归还此种社会危害性不大的行为,可以将其纳入行政管理范围,行政机关可以先普通的行政介入,若被行政机关通知后仍然不归还,进而实行行政处罚;第三,因大多数侵占案件中难以确定加害主体,故刑法中关于侵占罪的诉讼模式应有例外情形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