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当市场牛转熊时,投资者遭受了巨大损失的同时,基金公司却挣了个盆满钵满,引起了投资者对以基金资产净值为基础的固定管理费率的不满和质疑;然而业内人士却表示国外公募基金一般也采用固定管理费率的收费模式。近年来关于基金规模侵蚀业绩的研究,再次引发了我们对这种以基金资产净值为基础的固定管理费率收费模式的思考。我国的薪酬合约能否兼顾基金管理人和投资者的利益再次受到了质疑。国内关于投资者与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多为制度和法律设计等理论方面的研究,而关于两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实证分析结果还是模糊的。因此本文在国内首次构建了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模型,从基金最佳规模角度,检验公募基金行业中的薪酬合约能否激励基金管理人选择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的最佳规模。为我国的薪酬合约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能够合理引导投资者行为。另外本文还从基金家族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也是本研究的一大亮点。文中数据均来自国泰安中国开放式基金数据库,主要利用SAS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分组平均法和多项式回归分析。从单只基金和基金家族角度,分别分析了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对投资者来讲,业绩最佳时的规模(最佳规模)是其利益最大化的规模,而对基金管理人来说,其薪酬最大化时的规模(实际规模)是其利益最大化的规模。如果基金管理人能够代表投资者的利益,那么实际规模应该等于最佳规模。而实证结果表明,基金管理人选择的实际基金规模远大于基金业绩最佳时的规模,即基金管理人不惜以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增加自身的收入。并且为了保证资金的净流入,基金管理人会选择平均业绩来维持规模的最大。并且通过理论分析,发现国外公募基金多采用固定管理费率,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在与西方成熟的金融市场、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完善的信用体系。相关制度的健全是改变我国基金业目前存在问题的根本方法;但从微观角度看,合理的薪酬合约也能激励基金管理公司与投资者的利益一致。最后建议基金业探索多种薪酬合约模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此外可以逐步放开对基金的投资机制限制,充分发挥大规模以及管理才能的优势;而对投资者来讲,进行长期投资时应选取基金业绩排名连续靠前的基金,而且不仅要关注单个基金的规模,还要关注基金家族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