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适应推进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决策,1979年到1988年这十年期间,我国相继在东南沿海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等五个经济特区,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分别于1980年、1981年、1988年和1992年赋予了经济特区经济法规立法权。经济特区经济法规立法权为经济特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供给和法治保障。以深圳为例,从获得经济特区经济法规立法权以来,深圳已经制定的经济特区法规超过206项,现行有效的经济特区法规达138项,其无论在立法规模还是立法多元化方面都走在各经济特区甚至全国的前列。深圳经济特区充分发挥立法能动性和创新能力,不仅为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法治保障作用,同时在填补法律空白、进行创新试验立法等方面更是独树一帜。但是,在经济特区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随着我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经济特区存在的宏观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特区之“特”并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么突出,那么,是否还有必要继续保留专门的经济特区立法权呢?再比如,在2015年《立法法》赋予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之后,是否还有必要区分地方性法规立法权和经济特区立法权呢?是否在各设区的市之间违背了立法平等?经济特区如何处理这种“双重立法权”?再比如,在经济特区立法权行使过程中,是否准确把握了和行使“立法变通权”?等等问题,导致了学术界和立法实务中对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质疑。在本文看来,经济特区经济法规立法权有其存在的必要。但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而是如何实现规范和正当行使,真正实现中央赋予经济特区立法权的意图和目的。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就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明确经济特区立法权是一种特殊的地方立法权。其次,围绕五个经济特区三十多年来相关立法情况包括法规的数量以及归属类别等内容给出详细阐述,对所有法规特别是现行有效法规和立法变通权进行实证分析。再者,从立法供给数据出发,指出经济特区立法权行使中存在的授权范围模糊、变通权行使不充分等突出问题。最后,本文在完善立法权范围、突出使用变通权以及畅通立法运行机制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以期实现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规范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