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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稿完成的时候，我已经109岁了。我以前说过“上帝把我忘记了”，把我遗忘在世上了。感谢上帝，让我在这个年纪还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和思考能力。虽然我对个人生与死早已淡薄，但我所记忆的历史还在前行。
……
85岁时，我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整个世界不断出现的变化。我一直关心中国，我希望中国会变得更好、更有前途。虽然许多事还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相信人类发展具有某种客观规律。当然，我希望人们保持耐心和信心。
我的口述史不完美，也不完整。我提倡“不怕错主义”，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可以从批评指正中得到更为准确的意见，也可以增加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我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
我的口述如果能让更多人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历史，那是我期望看到的。
周有光
2014年4月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爸爸对朋友宋铁铮先生讲述了他人生的故事，记在三十多盘录音带上。当时并不是为了出版，只是想让我们后代了解一点他的经历，过后就把这事放在一边了。2002年我妈妈张允和去世，我女儿周和庆从国外回来发现了这些带子，把它打成文字稿，但也没有想到要出版。后来赵诚先生为写爸爸的传记，看见了这个稿子，认为很值得出版。于是，在爸爸讲述17年以后，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这份口述将成为他的一本新书。可以让他的亲属和朋友更好地了解我爸爸的一生。
爸爸晚年生活中我陪伴他的时间较多，在不知不觉中我和爸爸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我妈妈说我们是“多年父子表兄弟”，我们平等地讨论各种事情，这让我这个从事自然科学的工作者也了解了许多爸爸的思想。
在我年幼的时候，爸爸给我的印象是很严肃的，他的严肃是因为他喜爱思考。我小时候，他常常牵着我的手走路，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捏紧了我的手，若有所思。这让我很吃惊，我问，“爸爸，是不是走错路了？”他会惊醒过来，对我笑笑，也不说话，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他虽然总是很严肃，我却一点也不害怕他，这大概与他从来只说理不打骂我有关。当他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谈笑风生，十分幽默，和我们平时在家时不大一样。我就很喜欢在一旁倾听爸爸和朋友的谈话，总是有新鲜感和收获。不过爸爸也有痛苦的时候，只是很少外露。抗日战争时我的妹妹小和在重庆因为阑尾炎，没有及时得到急需药品而去世时，他十分痛苦，亲近了基督教，因为朋友劝他说读读《圣经》可以平复内心的伤痛。这样，心情果然平静了些，但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基督教徒。
爸爸很重视传统文化，总说他是“厚今不薄古”，在家庭中他对我奶奶很孝顺，可是他说他不要我孝顺，要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要博爱。他说有了博爱之心，你对谁都会做得很好。如果他做父亲的不对，可以不“顺”。他说我也不会留给你什么遗产，我只留一点知识，希望你以后自学更多的知识，知识是最好的财富。他一生很少浪费时间，总是坐在那里看书或写字。但他很爱玩，也很会玩，可是只玩最高级的。比如他在国外总是到最好的剧院，听最好的西洋音乐，欣赏最美的油画，到最好的博物馆，经常翻阅最权威的百科全书。我爱旅游的兴趣就是他鼓动的。他从不收集名人字画和古董——即使他有这样的机会；他从不做赚大钱的考虑，虽然他有很踏实的经济学知识，而且曾经也是非常出色的银行管理人员。好多人问我，你爸爸是银行经理，为什么那么穷？那时我也很纳闷，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一生所积累的知识并不仅限于语言文字方面。他对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和文化的学习是广泛而深入的，为此在他八十多岁退休后我替他买了好多有关历史和文化的书。他说他要从语文专业的井里跳出来。我觉得他是想把人类的大问题搞清楚。他认为先进的社会科学可以立国、可以为科学和技术更自由地发展奠定基础。他是一个具有理科和自然科学头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他认为中国需要不断的启蒙，普及常识可以帮助人们启蒙。他在晚年获得很多赞美，但更在意有价值的反对之声，比如在文字改革方面有一个来自台湾的谩骂但是中肯的意见，他看了很是高兴，认为对方看懂了他的工作。他不回避纠正错误的机会，他认为他写的书是总结给自己看的，对别人只是参考而已。他认为真正想了解中国就必须从世界眼光来观察中国。
尽管他一直是严肃地对待生活、学问和研究，但我读他的书，发现他还是很有幽默感的。读他研究社会科学的文章，我并不感觉枯燥乏味。写作中他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幽默感。在这本口述中读者可以发现，即使在极其恶劣的现实下，这种幽默感总能帮助他发现生活中最有活力的迹象。
爸爸退休比一般人都晚，他退休只是把办公桌移到了家里而已。此后他集中精力研究世界各国发展的原因，试图揭示某些社会发展规律，以此告诫国人少走弯路和鼓起勇气继续向前。
2014年2月，爸爸又一次从一场疾病中恢复过来，这让医生大感惊讶。自然，随着爸爸年龄的继续增长——2015年就整整满109岁了，他的体力已经不再允许他常年伏案工作，他的腰椎变形已经影响他站立、走路和睡觉，他必须借助助听器还要别人大声叫喊他才听得清。虽然他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简单，但是他依然关心这个他生活了一百多年的国家，并且深爱他的同胞，同时从未失去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最新事件的浓厚兴趣。
爸爸总说他重生不重死，他做好了未来所有准备，包括他希望捐献他的遗体供科学研究之用。这几个月来叫我高兴的是他秃秃的头上开始长了点头发，其中有几根居然是黑的。他依然充满幽默感和喜欢思考。他认为他一生有几件事是他得意的和值得骄傲的，因此他觉得他这一生没有虚度。自然，爸爸也深深地关心着中国和人类的未来，虽有些忧虑，但总体是乐观的。因为他觉得他看到了人类发展的规律，中国当然不能例外！
人们如果对他的故事有兴趣的话，那就让我爸爸通过他的口述，将一切从头说起吧！
……
85岁时，我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整个世界不断出现的变化。我一直关心中国，我希望中国会变得更好、更有前途。虽然许多事还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相信人类发展具有某种客观规律。当然，我希望人们保持耐心和信心。
我的口述史不完美，也不完整。我提倡“不怕错主义”，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可以从批评指正中得到更为准确的意见，也可以增加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我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
我的口述如果能让更多人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历史，那是我期望看到的。
周有光
2014年4月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爸爸对朋友宋铁铮先生讲述了他人生的故事，记在三十多盘录音带上。当时并不是为了出版，只是想让我们后代了解一点他的经历，过后就把这事放在一边了。2002年我妈妈张允和去世，我女儿周和庆从国外回来发现了这些带子，把它打成文字稿，但也没有想到要出版。后来赵诚先生为写爸爸的传记，看见了这个稿子，认为很值得出版。于是，在爸爸讲述17年以后，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这份口述将成为他的一本新书。可以让他的亲属和朋友更好地了解我爸爸的一生。
爸爸晚年生活中我陪伴他的时间较多，在不知不觉中我和爸爸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父子关系。我妈妈说我们是“多年父子表兄弟”，我们平等地讨论各种事情，这让我这个从事自然科学的工作者也了解了许多爸爸的思想。
在我年幼的时候，爸爸给我的印象是很严肃的，他的严肃是因为他喜爱思考。我小时候，他常常牵着我的手走路，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捏紧了我的手，若有所思。这让我很吃惊，我问，“爸爸，是不是走错路了？”他会惊醒过来，对我笑笑，也不说话，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他虽然总是很严肃，我却一点也不害怕他，这大概与他从来只说理不打骂我有关。当他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谈笑风生，十分幽默，和我们平时在家时不大一样。我就很喜欢在一旁倾听爸爸和朋友的谈话，总是有新鲜感和收获。不过爸爸也有痛苦的时候，只是很少外露。抗日战争时我的妹妹小和在重庆因为阑尾炎，没有及时得到急需药品而去世时，他十分痛苦，亲近了基督教，因为朋友劝他说读读《圣经》可以平复内心的伤痛。这样，心情果然平静了些，但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基督教徒。
爸爸很重视传统文化，总说他是“厚今不薄古”，在家庭中他对我奶奶很孝顺，可是他说他不要我孝顺，要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要博爱。他说有了博爱之心，你对谁都会做得很好。如果他做父亲的不对，可以不“顺”。他说我也不会留给你什么遗产，我只留一点知识，希望你以后自学更多的知识，知识是最好的财富。他一生很少浪费时间，总是坐在那里看书或写字。但他很爱玩，也很会玩，可是只玩最高级的。比如他在国外总是到最好的剧院，听最好的西洋音乐，欣赏最美的油画，到最好的博物馆，经常翻阅最权威的百科全书。我爱旅游的兴趣就是他鼓动的。他从不收集名人字画和古董——即使他有这样的机会；他从不做赚大钱的考虑，虽然他有很踏实的经济学知识，而且曾经也是非常出色的银行管理人员。好多人问我，你爸爸是银行经理，为什么那么穷？那时我也很纳闷，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一生所积累的知识并不仅限于语言文字方面。他对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和文化的学习是广泛而深入的，为此在他八十多岁退休后我替他买了好多有关历史和文化的书。他说他要从语文专业的井里跳出来。我觉得他是想把人类的大问题搞清楚。他认为先进的社会科学可以立国、可以为科学和技术更自由地发展奠定基础。他是一个具有理科和自然科学头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他认为中国需要不断的启蒙，普及常识可以帮助人们启蒙。他在晚年获得很多赞美，但更在意有价值的反对之声，比如在文字改革方面有一个来自台湾的谩骂但是中肯的意见，他看了很是高兴，认为对方看懂了他的工作。他不回避纠正错误的机会，他认为他写的书是总结给自己看的，对别人只是参考而已。他认为真正想了解中国就必须从世界眼光来观察中国。
尽管他一直是严肃地对待生活、学问和研究，但我读他的书，发现他还是很有幽默感的。读他研究社会科学的文章，我并不感觉枯燥乏味。写作中他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幽默感。在这本口述中读者可以发现，即使在极其恶劣的现实下，这种幽默感总能帮助他发现生活中最有活力的迹象。
爸爸退休比一般人都晚，他退休只是把办公桌移到了家里而已。此后他集中精力研究世界各国发展的原因，试图揭示某些社会发展规律，以此告诫国人少走弯路和鼓起勇气继续向前。
2014年2月，爸爸又一次从一场疾病中恢复过来，这让医生大感惊讶。自然，随着爸爸年龄的继续增长——2015年就整整满109岁了，他的体力已经不再允许他常年伏案工作，他的腰椎变形已经影响他站立、走路和睡觉，他必须借助助听器还要别人大声叫喊他才听得清。虽然他的日常生活已经变得简单，但是他依然关心这个他生活了一百多年的国家，并且深爱他的同胞，同时从未失去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最新事件的浓厚兴趣。
爸爸总说他重生不重死，他做好了未来所有准备，包括他希望捐献他的遗体供科学研究之用。这几个月来叫我高兴的是他秃秃的头上开始长了点头发，其中有几根居然是黑的。他依然充满幽默感和喜欢思考。他认为他一生有几件事是他得意的和值得骄傲的，因此他觉得他这一生没有虚度。自然，爸爸也深深地关心着中国和人类的未来，虽有些忧虑，但总体是乐观的。因为他觉得他看到了人类发展的规律，中国当然不能例外！
人们如果对他的故事有兴趣的话，那就让我爸爸通过他的口述，将一切从头说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