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在小区里，看到一个父亲教训中学生女儿：“你这么爱读小说干什么，读这个可以得高分？可以上大学？”
　　他的问题代表了一些中国家长的意见。学生所做之事，最好都与学业相关，否则就是“不务正业”。但养育了9个成就卓越的儿女的梁启超不这么看。
　　读梁启超家书常让人感觉温暖，无论人们对他在其他方面的功过如何评价，他慈爱又睿智的父亲形象定是无疑的。他常说的两个字是“趣味”，即讲求做人做事的“有趣”。当年他在一封写给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梁思成的信里提及：
　　“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梁任公说的是大实话。可以说，所有成功的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源于丰富多元的课程或心念。本期话题所关注的巴黎政治大学，也不例外。该校“以侧重培养学生决策能力的多学科教育理念，以及创新型的教学手段而闻名”（见p19），当代法国绝大多数的总统和总理，以及法国各领域的大量顶尖人才，都自此校出。即便是因裸死纽约而引发争议的校长戴国安，人们也无法否认他在推进巴黎政治大学的影响力方面的卓越贡献；也正是他，逐渐淡化了该校的贵族气息，让更多的普罗大众可以在此受教。
　　相较本刊曾经做过的话题“松下政经塾”，巴黎政治大学更显成功。日本松下政经塾凭雄厚财力，用30多年的时间培养出200多个学生，即便个个皆精英，毕竟人数有限，而且其影响力多限于日本本土。巴黎政治大学就不同了，它分设校区的举措便是有意识地从世界各地吸引优秀学生的到来。课程设置的丰富和高强度、涵盖范围极为广泛等等特点，正是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的“基本功”。
　　人们常言“有教无类”，我们其实很难去寻找最成功的某种模式，因为每一成功教育都可能难以复制。譬如说本期有关中国男孩在硅谷名校读小学的文章（见p62），予人诸多启示。该校教学生种菜做饭、养猪放牧、打毛线做纺织、从来没有考试等等，就绝无可能在中国推广；即便在美国，该校学生升名校比率虽高，其教育方式仍被视为异数。但家长们或可从中获得一种全新的理念，即完全摈弃高科技的手段，尊重孩子们亲近自然的本性，凭着兴趣自由自在地成长，亦可成才。若有可能，像本期《加拿大的插班生》所述，让孩子们去见识不同国家的不同教育方式，对他们的成长也会大有裨益。
　　 教育二字有多重？比我们能说出的重要还要重。于个人、于家庭、于国家，均是如此。《日本之石》（见p65）中有关日本人将全国划分为8大学区显其缜密，从小学到大学的数量、配备均有明确规定，而重视教育正是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
　　近日重读“二战”期间犹太女孩安妮用年少的生命写就的《安妮日记》，不觉为其中的很多真实细节感动。即便处境艰难、朝不保夕，女孩及女孩周围的人依然读书不辍，她与父母姐姐讨论书籍的记录也时见描述。而安妮的父母，也一直在利用生活中的一切机缘教她做人的道理，教她去自然面对成长期的叛逆情绪等等——即便安妮一度非常反感母亲。从其中的诸多细节也可看出，犹太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已浸润在其日常生活中。这也是为什么犹太人里常出顶尖人才的谜底所在：家长在重视知识与技能培训的同时，也极为在意孩子的心智成长及是否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