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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出现了“中国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笔者从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出发，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概念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本质区别等方面具体反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论点。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力
近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逐步提高。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呈现多样化，私有制、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按生产要素分配等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元素在国内出现，同时贫富差距拉大、失业、通货膨胀、腐败等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中国也屡见不鲜。这时就有人错误提出，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
一、关于概念的界定
（一）从定义上检视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何为共产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下一个机械的定义，即没有教条的界定何为“资本主义”或何为“共产主义”。相反的，他们认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1]，而“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2]。然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并不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任由个人来诠释使用的词汇。虽然马恩未在著作中对他们进行明确定义，但是对他们自身的特点和根本特征进行了很多叙述与探索。
首先，资本主义有很多显著的特点。第一是阶级的对立性。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第二，资本主义社会有发展与变革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其根本条件是私有制。即“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4]由此可知，共产主义的最基本特征即消灭私有制，并且消灭阶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创新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下适合中国特有现实的制度模式，表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的讲话是对中国特色制度的进一步阐述，他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论点，更是从理论上深入表述和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内涵。
（二）从经济和政治上区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的本质上截然不同。中国的国体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是统治国家的领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掌握国家政权的是资产阶级。同时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互相敌对的，如他所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應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5]政治为统治阶级服务，政治和经济制度也都为此相适应，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和各种社会关系也不同。
在经济上，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有数目庞大的国有企业，国家掌控着社会的关键产业，控制着社会的经济命脉，这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直接体现。而资本主义的根本在于私有制，没有私有制资本主义就不存在。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6]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也是对立而不同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断的表现
社会上一些人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他们指出，虽然中国宣称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对于资本（帝国）主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中国的影子。在他们看来，中国现在实行的政策，表面上披着一层“社会主义”伪装，而伪装之下的实质，却是对社会主义和经典推论的格格不入，就算加上“中国特色”文过饰非，掩饰其与马恩描述的种种不同，也难掩其中的帝国主义思想与行为的实质。
首先，他们认为目前存在大量且不断的资本输出。他们指出，列宁抓住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由商品输出变成资本输出这一实质，金融资本既包括“从贷款取得的利润”，又包括从“同一笔贷款被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者钢铁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7]而之于当代，中国对非洲、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国家的资助，虽然相对欧美国家少了赤裸裸的内政干涉的附加条件，但是模式还是先从中国取得贷款，再购买中国的产品或者由中国企业进行矿产开发等。这些手段难脱金融资本输出之名。
其次，他们指出，从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身上也隐约看到了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影子。国内市场相对缩小，垄断资本抢先争夺国外市场，“按资本”、“按实力”瓜分世界成为主要趋势。“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也暗合这一特点。相对发展减速的国内市场，亚洲和东欧的广大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市场更加广阔也更能容纳国内如此巨大的生产力。欧亚高铁的修建，不可避免的将当地的市场和资源矿产暴露在修建国的资本之下，便于外国资本直接进行掠夺。而“亚投行”也不免成为帝国主义利益的综合体，只是将美国、欧盟主导的国际资本掠夺改为了由中国主导的掠夺，而没有改变在投资基建的同时带来了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通过经济影响乃至延伸出的政治影响，干涉所在国的内政这一实质。
再次，他们认为，中国国内政策导向使得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大，矛盾的尖锐与激化也符合帝国主义的特征。非公有制经济的过度发展，使得表面上持有股票的民众根本没有可能参加股东大会，而大资本家通过掌握控股权，控制比自己原先大好多倍的资本，以便于垄断、榨取更多利润。资本和利润更加向少部分人手中流去，大多数人难以取得经济发展的红利。这也造成了近年来中国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同时国内不同阶级人群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批判
事物永远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也不是教条的把经典著作的论述套到现实生活之中，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8]这说明，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具体问题时，不应该教条的将之前的具体推论套在现在的现象之上，而应该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一）中国并非“资本输出”
首先，所谓中国的“资本输出”与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有本质区别。就算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表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本输出”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生来就有的，也不能将所有的对外经济生产活动认为是资本输出。不可否认，中国现在对外进行的援助大多不是无偿援助，但是并不是所有援助都是有偿或者带有很大目的性的援助。比如坦桑铁路，就是由中国出资并出人工进行援建的工程，并未收取任何金钱与酬劳。再比如中国建国时苏联对中国的“156项”援助项目，也并非无偿援建，但这并不是资本输出。基于援助国家的水平不同，中国在对外援助时也有不同的方式，有些是中国工人承建，而有些也是由当地的人民参与建设的项目。而且这些项目以基础建设为主，在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帝国主义扶植买办、打压本土民族资产阶级的行为有着根本不同。
（二）“一带一路”合情合理
“一带一路”战略更多的是一个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与可能，而不能简单认为是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对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有着很多思考。在对提出这一问题的俄国革命者差苏利奇回信时，马克思曾不断修改先后写了四稿，可见他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以及这一问题的复杂和棘手。马克思恩格斯总的看法是尽管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走向共产主义是有可能的，但是前提一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先期或同时取得革命的胜利。然而苏联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这一结论，并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和方法推向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同样的，虽然苏联解体了，但我们更要不懈得探索发展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仅是为了中国，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是为了对全人类的幸福。所以我们更要尝试各种方法提高生产力。
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增长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9]因此苏联最后瓦解的很大原因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滞后。我们要避免这些，就必须想方设法通过可行的手段提高生产力。正如列宁所说，“我们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资本家‘学习’......学习成绩，只有靠实践经验来检查......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10]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学习一切先进技术，表面上被资产阶级获得了建设的一部分利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其中获得的知识与财富更多，更加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就足够了。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的建立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也是符合客观现实的。
（三）贫富差距不可避免
最后，国内的贫富差距加大等种种问题，不是政策导向与现行经济制度的目的和结果，而是我们的种种尝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插曲，也是最终我们必然要而且会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是在改革中不停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它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包括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甚至包括斯大林模式，都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却不能抹杀它们在特定的时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斯大林模式作为一种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着重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在现在看来有很严重的问题。但却是当时最适合苏联的发展模式。时值二战爆发前不到十年，如果仍按照新经济政策或其延伸来发展，当然社会能以一种比较均衡的方式发展，但是等到战争爆发，布哈林、斯大林、托洛斯基能否在决策与军事上达成统一，这样一个工业相对落后的苏联是否能抵御得了纳粹的进攻，这些都是未知数。就算卫国战争最终胜利，人民的损失也将难以衡量。20世纪2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飘摇不定。而苏联大力发展重工业，快速提高自身的国防建设，从当时来分析，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同样的，我国在建国之后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也与我们现在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现在的国情与世界形势，需要我们更好更快地和平建设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套用的经验，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出现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是难以避免的。计划经济也不是“均贫富”式的平均主义，“（工资差别）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也还会存在;这种差别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会消失;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資’也应该按劳动来发给，而不应该按需求来发给。”[11]所以幻想在如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使贫富差距完全绝迹是不现实的。我们的政策也一直基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贫富差距只是由于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同而出现，并非由于资本的剥削与压迫。最好的证据，就是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提高。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根本原因是制度建设的成功与不断实践的成果。不断的对外援助建设没有减慢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更使所谓“资本输出导致经济停滞”的说法不攻自破。
坐而论道不若起而行之。“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2]，故而一切为了解放生产力的方法只要得当，我们都应该勇于尝试，而不应该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过于纠缠。“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正在由新中国日益繁荣这一实践经历去证明。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6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1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2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4
[7]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5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6
[10] 列宁专题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4
[11] 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4
[12]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
[13] 列宁专题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力
近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逐步提高。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呈现多样化，私有制、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按生产要素分配等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元素在国内出现，同时贫富差距拉大、失业、通货膨胀、腐败等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中国也屡见不鲜。这时就有人错误提出，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
一、关于概念的界定
（一）从定义上检视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何为共产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下一个机械的定义，即没有教条的界定何为“资本主义”或何为“共产主义”。相反的，他们认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1]，而“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2]。然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并不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任由个人来诠释使用的词汇。虽然马恩未在著作中对他们进行明确定义，但是对他们自身的特点和根本特征进行了很多叙述与探索。
首先，资本主义有很多显著的特点。第一是阶级的对立性。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第二，资本主义社会有发展与变革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其根本条件是私有制。即“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4]由此可知，共产主义的最基本特征即消灭私有制，并且消灭阶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创新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下适合中国特有现实的制度模式，表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的讲话是对中国特色制度的进一步阐述，他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论点，更是从理论上深入表述和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内涵。
（二）从经济和政治上区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的本质上截然不同。中国的国体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是统治国家的领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掌握国家政权的是资产阶级。同时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本质上是互相敌对的，如他所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應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5]政治为统治阶级服务，政治和经济制度也都为此相适应，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和各种社会关系也不同。
在经济上，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有数目庞大的国有企业，国家掌控着社会的关键产业，控制着社会的经济命脉，这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直接体现。而资本主义的根本在于私有制，没有私有制资本主义就不存在。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6]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也是对立而不同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论断的表现
社会上一些人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他们指出，虽然中国宣称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对于资本（帝国）主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中国的影子。在他们看来，中国现在实行的政策，表面上披着一层“社会主义”伪装，而伪装之下的实质，却是对社会主义和经典推论的格格不入，就算加上“中国特色”文过饰非，掩饰其与马恩描述的种种不同，也难掩其中的帝国主义思想与行为的实质。
首先，他们认为目前存在大量且不断的资本输出。他们指出，列宁抓住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由商品输出变成资本输出这一实质，金融资本既包括“从贷款取得的利润”，又包括从“同一笔贷款被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者钢铁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7]而之于当代，中国对非洲、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国家的资助，虽然相对欧美国家少了赤裸裸的内政干涉的附加条件，但是模式还是先从中国取得贷款，再购买中国的产品或者由中国企业进行矿产开发等。这些手段难脱金融资本输出之名。
其次，他们指出，从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身上也隐约看到了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影子。国内市场相对缩小，垄断资本抢先争夺国外市场，“按资本”、“按实力”瓜分世界成为主要趋势。“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也暗合这一特点。相对发展减速的国内市场，亚洲和东欧的广大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市场更加广阔也更能容纳国内如此巨大的生产力。欧亚高铁的修建，不可避免的将当地的市场和资源矿产暴露在修建国的资本之下，便于外国资本直接进行掠夺。而“亚投行”也不免成为帝国主义利益的综合体，只是将美国、欧盟主导的国际资本掠夺改为了由中国主导的掠夺，而没有改变在投资基建的同时带来了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通过经济影响乃至延伸出的政治影响，干涉所在国的内政这一实质。
再次，他们认为，中国国内政策导向使得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大，矛盾的尖锐与激化也符合帝国主义的特征。非公有制经济的过度发展，使得表面上持有股票的民众根本没有可能参加股东大会，而大资本家通过掌握控股权，控制比自己原先大好多倍的资本，以便于垄断、榨取更多利润。资本和利润更加向少部分人手中流去，大多数人难以取得经济发展的红利。这也造成了近年来中国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同时国内不同阶级人群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批判
事物永远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也不是教条的把经典著作的论述套到现实生活之中，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8]这说明，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具体问题时，不应该教条的将之前的具体推论套在现在的现象之上，而应该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一）中国并非“资本输出”
首先，所谓中国的“资本输出”与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有本质区别。就算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表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本输出”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生来就有的，也不能将所有的对外经济生产活动认为是资本输出。不可否认，中国现在对外进行的援助大多不是无偿援助，但是并不是所有援助都是有偿或者带有很大目的性的援助。比如坦桑铁路，就是由中国出资并出人工进行援建的工程，并未收取任何金钱与酬劳。再比如中国建国时苏联对中国的“156项”援助项目，也并非无偿援建，但这并不是资本输出。基于援助国家的水平不同，中国在对外援助时也有不同的方式，有些是中国工人承建，而有些也是由当地的人民参与建设的项目。而且这些项目以基础建设为主，在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帝国主义扶植买办、打压本土民族资产阶级的行为有着根本不同。
（二）“一带一路”合情合理
“一带一路”战略更多的是一个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与可能，而不能简单认为是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对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有着很多思考。在对提出这一问题的俄国革命者差苏利奇回信时，马克思曾不断修改先后写了四稿，可见他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以及这一问题的复杂和棘手。马克思恩格斯总的看法是尽管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走向共产主义是有可能的，但是前提一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先期或同时取得革命的胜利。然而苏联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这一结论，并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和方法推向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同样的，虽然苏联解体了，但我们更要不懈得探索发展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仅是为了中国，更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是为了对全人类的幸福。所以我们更要尝试各种方法提高生产力。
社会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增长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9]因此苏联最后瓦解的很大原因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滞后。我们要避免这些，就必须想方设法通过可行的手段提高生产力。正如列宁所说，“我们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资本家‘学习’......学习成绩，只有靠实践经验来检查......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10]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学习一切先进技术，表面上被资产阶级获得了建设的一部分利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其中获得的知识与财富更多，更加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就足够了。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的建立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也是符合客观现实的。
（三）贫富差距不可避免
最后，国内的贫富差距加大等种种问题，不是政策导向与现行经济制度的目的和结果，而是我们的种种尝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插曲，也是最终我们必然要而且会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是在改革中不停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它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包括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甚至包括斯大林模式，都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却不能抹杀它们在特定的时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斯大林模式作为一种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着重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在现在看来有很严重的问题。但却是当时最适合苏联的发展模式。时值二战爆发前不到十年，如果仍按照新经济政策或其延伸来发展，当然社会能以一种比较均衡的方式发展，但是等到战争爆发，布哈林、斯大林、托洛斯基能否在决策与军事上达成统一，这样一个工业相对落后的苏联是否能抵御得了纳粹的进攻，这些都是未知数。就算卫国战争最终胜利，人民的损失也将难以衡量。20世纪2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飘摇不定。而苏联大力发展重工业，快速提高自身的国防建设，从当时来分析，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同样的，我国在建国之后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也与我们现在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现在的国情与世界形势，需要我们更好更快地和平建设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套用的经验，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出现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是难以避免的。计划经济也不是“均贫富”式的平均主义，“（工资差别）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也还会存在;这种差别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会消失;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資’也应该按劳动来发给，而不应该按需求来发给。”[11]所以幻想在如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使贫富差距完全绝迹是不现实的。我们的政策也一直基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贫富差距只是由于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同而出现，并非由于资本的剥削与压迫。最好的证据，就是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提高。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根本原因是制度建设的成功与不断实践的成果。不断的对外援助建设没有减慢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更使所谓“资本输出导致经济停滞”的说法不攻自破。
坐而论道不若起而行之。“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12]，故而一切为了解放生产力的方法只要得当，我们都应该勇于尝试，而不应该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过于纠缠。“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正在由新中国日益繁荣这一实践经历去证明。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6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1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2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4
[7]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5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6
[10] 列宁专题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4
[11] 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4
[12]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
[13] 列宁专题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