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 让慈善遇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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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和妻子梅琳达(右)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接受佛布莱特基金会颁发的2 0 1 0 年国际瞭解奖,以表扬他们的基金会在改善全球医疗和教育情况上所付出的努力
3月,比尔·盖茨在彼得森基金会财政峰会上表示,要协助美国控制预算赤字,富人应该付出更多。右为与会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他希望在2018年,人类能像注射疫苗消灭天花一样消灭小儿麻痹症。在推动疫苗研发、低成本量产后,盖茨要考虑的是如何把这些疫苗运送到贫困地区,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在深入考察后,他发现疫苗需要冷藏保存,然而这些贫困地区通常是水电不通,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   回到西雅图之后,盖茨找来科学家,使用与高温中保护宇宙飞船相同的技术研发了一种“超级保温瓶”,即便炎热的天气里,在没有电池和能源的情况下,仅使用很少的冰也可让疫苗保持活性并持续冷藏50天。并且,每个保温瓶能储藏两百多个儿童所需的疫苗。
盖茨基金会每年的支出分配

  盖茨的慈善理念更具特点:促进商业成功的因素同样适用于慈善领域,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急切的乐观主义者


  盖茨自称是“急切的乐观主义者”(impatient optimist)。
  他相信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粮食危机、环境破坏、水资源短缺等一系列潜在的社会问题都会涌现出来,但新技术的革新总能解决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人们普遍担心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激增的人口。1968年,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出版,轰动一时,更把人们的担忧推向极致。开头是这样的:
  “让全人类吃饱的战役已经失败。70年代,亿万人将会因饥饿丧生,现在启动任何速成项目都无济于事。时至今日,世界死亡率大规模上升已成定局 。”
  正在上中学的盖茨也与其他人一样,处于深感世界末日就快来临的担忧之中,不过这种担忧仅持续了几年。
  1967年,一场由印度而起的“绿色革命”席卷全球,瞬间把他脑中的烦恼一扫而空。“绿色革命”的浪潮中,在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的主导下,研究人员利用最新科技开发出新的水稻、小麦和玉米品种,大幅度提高了产量。仅在东亚,食物摄入量的增长率就高达50%,小麦价格在全球范围内下降了三分之二。无数人因此科技创新得以饱腹。
  见证了这场如今看来稍许荒诞的危机,加之后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随着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而得到解决,盖茨的观念也出现变化。他由原来的“忧天派”逐渐成为“急切的乐观主义者”,相信这个世界在慢慢变好,这是多年之后盖茨給自己的定位。
  他的妻子梅林达在接受 《60 Minutes》主持人罗斯采访时说:“盖茨保留着好奇心,对生命非常乐观,他相信能够改变现有的事情。他在微软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些软件改变了世界。”
  因此,在基金会制定方案时,盖茨会把自己在微软的一系列推动创新方法论,都创造性地运用在盖茨基金会的项目运作之中,以利用科学技术最快满足需要为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通常,盖茨解决问题的流程是:让最合适的人迅速地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再利用当今最新科技去实现这一方案。盖茨在自己的创新慈善之路上走得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
  性格上,盖茨不是个善于交际的人,甚至更像个“沉闷古板的科学家”。最初,即便是在与孩子的家庭晚宴上,他也会主动把话题挑在“痢疾”,并告诉孩子们每年有150万儿童由于得不到有及时援助而死亡的悲惨事实,这时候,孩子们总会“呸呸呸”地离开饭桌。但他热衷于这项事业并且不断改变。
  后来,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黛博拉·所罗门(Deborah Solomon)的一次采访时,梅琳达说道:“盖茨逐渐意识到在鸡尾酒会上跟人谈论结核病并不太顺利。”
  盖茨每周会读5本书。每本书读完后,他会在“gates’ note”网站上写下心得。盖茨家里私人图书馆的藏书范围遍及各个领域,甚至包括了化肥专著。随着基金会所覆盖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作为掌舵手,他努力保持知识库的更新,及时了解每个行业的最新动态,以此来制定出适时的决策,推动革新。

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


  盖茨在一次访谈提到:“我很高兴可以把自己大部分的财富返还给社会,并渴望继续给人们的生命带来积极的影响。在盖茨基金会,我们的目标是把那些曾让微软实现繁荣的创新思路也引入到慈善领域,并且帮助最贫困的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如今,他当然会很自豪地告诉媒体,除去留给自己的子女每人1000万美元,他把绝大多数的资产悉数移交至“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账户名下,用于回馈社会。但最初,那个被媒体唤作“铁公鸡”的盖茨,尽管每天都要面对无数从世界各地像雪片一样飞往微软总部呼吁其捐出自己财产的信件,他却丝毫不为其所动。
  原来,当初的盖茨认为,每个人有自己回馈社会的方式,不一定非要捐款。微软公司创造了数万个工作岗位,推动了电子技术发展,促进了美国经济繁荣,这就是他对于社会的贡献。
  相反,他更热衷于收藏,挥金如土,出手极为大方。1993年,盖茨在纽约索斯比拍卖行以2000万美元买下柴尔德·哈萨姆的《花房》。1994年,他又花了2080万美元买下了现藏于其博物馆的达·芬奇18页笔记。
  1994年,他和梅琳达终成连理。也是在那一年,盖茨深爱的母亲因癌症逝世。在人生最乐与最苦的巨大反差下,这位一毛不拔的富豪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慈善之心从此萌芽。
  在父亲的建议下,他拿出了9400万美元,建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前身威廉·盖茨基金会,之后一年里,他又先后拿出1100万美元。在当时,美国人共捐款124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而盖茨此时的身价上涨至129亿美元,与其百亿富翁的身份相比,他的义举丝毫未让公众满意。
  1997年9月,联合国因美国拖欠十几亿美元会费一度濒临财政破产。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创办者特德·特纳宣布向联合国捐赠个人资产的三分之一——10亿美元用以应付财政危机以及其他援助项目。
  盖茨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但真正让他作出决定的,还是他的父亲。
  老盖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律师,盖茨的母亲玛丽也曾是西雅图有头有脸的社会活动家,两人都热衷于慈善活动。这位盖茨眼中的英雄“满身正气,对待事情总是保留着谦卑的态度”,面对媒体的质疑,他不断督促自己的儿子捐出财产回馈社会,尽到一个公民的责任。
  事实证明盖茨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老盖茨和所有人的想象,他成功以“慈善家”的身份,再次进入公众视野造福全社会。以至于老盖茨被罗斯问及“你的儿子可能是21世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时,很开心地回答道:“我同意,我不能比现在更自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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