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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逐渐成为缓解落后地区以及低收入群体融资困境的有效手段，但目前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具体发展模式和作用方式的探索尚显不足。基于此，本文着眼于具体实践中的创新做法，在详细分析山东省新泰市蚂蚁金服与政府合作的背景、方式和成效的基础上，总结了这一模式对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启示。研究认为，在建立“信息+技术+平台”的新模式下，信息共享机制能够有效助力征信体系建设;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能够形成优势互补;跨部门合作是打破整合要素资源的必然选择。此外，针对合作模式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本文进一步提出应该从创新金融服务、健全互联网基础设施、优化信息共享机制以及完善监管制度几个方面出发，进一步强化合作模式的数字普惠作用。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融资困境;合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20）12-0078-05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0.12.010
一、引言
受传统金融发展模式的限制，金融服务纵深发展相对不足，往往难以惠及小微企业、偏远地区市场主体以及低收入弱势群体，导致金融供给不充分、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发展不协调等问题一直存在。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国务院也于2015年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作为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并提出“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增强所有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的发展目标。而后，随着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数字技术与金融业的不断融合，金融交易方式与服务模式也在不断演进，数字化、移动化与智能化的普惠金融成为大趋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2019）。在此背景下，2016年杭州 G20 峰会上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由此明确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支持金融服务均等化中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同样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数字普惠金融概念明确后，相关研究的重心集中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方面。在宏观层面，如宋晓玲（2017）[1]、张子豪和谭燕芝（2018）[2]皆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类似地，肖懿珊（2020）[3]也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群体以及中西部地区发展影响更大，因此能够缩小贫富差距;成学真和龚沁宜（2020）[4]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且传统金融发展、消费和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滕磊和马德功（2020）[5]则从经济高质量发展角度，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正面作用。在微观层面，傅秋子和黄益平（2018）[6]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深刻影响农户生产生活、提升融资便利度的同时，也改变了正规信贷需求结构;任晓怡（2020）[7]對上市公司样本的研究则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对小规模企业、高科技企业的作用尤其明显。
综上可知，已有研究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正面作用方面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并从不同角度探索了内在影响机理。但是，在数字普惠金融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理论研究却明显滞后于具体实践，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在现实中的具体发展模式和作用方式的探索尚显不足。如作为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的偏远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实际却更加难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化技术，由此该如何弥补数字鸿沟，发挥普惠金融作用？此外落后地区的信息分散化和碎片化特征更加明显，如何充分挖掘利用有效信息为普惠金融提供信息基础？目前这些问题仍未得到充分研究。基于此，本文着眼于具体实践，选择山东省新泰市进行案例研究，在详细分析蚂蚁金服与政府合作的背景、方式和成效的基础上，总结这一合作模式对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启示，并进一步针对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蚂蚁金服与地方政府合作模式剖析
近年来，为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支持落后地区和低收入群体方面的作用，新泰市政府结合本地区发展实际，与金融科技企业蚂蚁金服开展合作，共同推进“智慧县域+普惠金融”项目实施，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协同建立区域专属数据库和授信模型，为农户提供免担保、免抵押的信用贷款，支持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破解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实现“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智慧型生活。
（一）合作背景
1. 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难以匹配。受固有信贷模式限制，传统间接融资方式难以满足落后地区的金融需求。从供给端来看，传统金融服务遵循“二八原则”，对小微企业、农民、低收入者等处于弱势地位的长尾人群存在供给排斥，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整体数量较少，金融服务项目单一，覆盖面不广，农村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可获得性和可选择性不强。从需求端来看，资金需求者以农户、小微企业为主，虽然整体数量众多，但个体规模较小，自身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缺乏有效抵押物，资信条件相对较差，有些企业还存在着财务管理不规范、财务信息缺失的问题。在金融服务供给主体数量相对较少，且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的背景下，落后地区和低收入群体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亟待解决。
2. 县域公共服务能力有待提高。当前，与金融资源供给不足类似，县域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同样相对薄弱，在政务服务、医疗卫生、交通出行等基础设施领域存在供给总量受限、供给实效低下、供给质量失衡等问题，无法全面覆盖居民服务需求。因此，县域公共服务领域迫切需要引入新的发展理念，变革发展模式，提能增效，以满足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诉求，保障居民生活质量。 3. 数字技术为公共服务与普惠金融奠定基础。目前，互联网、移动通信等现代化信息网络已开始覆盖农村，“互联网+三农”的有机融合提高了农村信息数字化水平，为农村市场注入了活力，推动了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农户得以享受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所带来的共享、便捷、低成本、低门槛优势，数字化公共服务与普惠金融得以发展应用，能有效缓解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与金融服务的低效率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合作模式
2018年6月，新泰市与蚂蚁金服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决定采取“智慧县域+普惠金融”模式开展项目合作，同年9月，“县域服务·普惠金融”项目在支付宝正式上线运营，新泰市与蚂蚁金服集团的业务合作正式落地实施。
1. 开通信息共享渠道。基于信息专用普惠金融原则，新泰市政府（市发改局承办）为蚂蚁金服开通信息共享渠道，提供信息支持。在政府支持下，蚂蚁金服合作企业软通动力技术公司对农村社保（原新农合，主要面向20—55岁农村居民）、农村土地确权、农业农机补贴等数据进行专项采集，建立涉农专项数据库，为大数据征信授信提供数据信息基础。另外，新泰市政府还通过召开座谈会、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宣传推广普惠金融政策及产品，并引导蚂蚁金服工作人员在乡镇与客户开展深度对接工作。
2. 推行新泰普惠金融产品。新泰市蚂蚁金服信贷产品——新泰普惠金融，是蚂蚁金服旗下浙江网商银行为农民提供的一种免担保、无抵押、无人工干预的数据化纯信用贷款。贷款额度在1000元到30万元之间，贷款利率具体取决于个人的信用情况，实际贷款利率主要集中在7.2%到10.8%之间。贷款期限分为3个月、6个月、9个月和1年期4个档次，可随借随还，周转使用，平均使用期限为90天。还款方式分等额本息（一般客户）和先息后本（优质客户）两类，按月分期还款。贷款业务依托支付宝平台，全部在网上申请办理;贷款模式为数字化“310”模式，即3分钟申请，1秒钟审核放款，全过程0人工干预。
3. 搭建“智慧县域服务”平台。借助蚂蚁金服“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新泰市发改局协同17个市政府职能部门、4家公共服务企业（自来水厂、燃气公司、公交公司、热力公司）、2家市区内三甲医院，收集了代表性企业简介、特产简介、乡村旅游、民俗风情等信息，建立了区域专属数据库，通过支付宝手机客户端“城市服务”板块，搭建“智慧县域服务”平台。平台服务包含县域百科、政务指南、农资农服、生活缴费、企业介绍等内容。同时，平台还为当地政府及本地商家开通了信息发布接口，为其发布地方特色产品、旅游景区等信息提供便利。
（三）合作成效
目前，新泰市与蚂蚁金服的合作已处于全面推广阶段，在新泰市政府和软通动力技术公司的共同努力下，新泰在“普惠金融”“县域公共服务”等业务合作板块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1. 创新客户征信授信模式，提升用信便利性。不同于传统信贷产品，新泰普惠金融依托蚂蚁金服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创新采用大数据征信模式，将客户消费、生产、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等社会行为数据纳入信用评级模型，使客户征信更具动态性，信用评级更加立体。蚂蚁金服利用涉农专项数据库建立了符合新泰行业特色的授信模型，截至2019年9月末，蚂蚁金服旗下网商银行已向全市15.8万涉农人口授信，提升了用户用信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2. 全流程网络化操作，优化信贷服务。新泰普惠金融产品采取网上一站式信贷服务，真正实现用户征信授信、信贷申请、审核、支用、还款的全流程网络化、自主化操作。新泰普惠金融采用数字化“310”模式，从信贷申请到贷款支用仅需几分钟，大大降低了信贷时间成本，能有效匹配农户“短、小、频、急”的融资需求特点，提高用户融资效率。另外，贷款随借随还、循环支用，有助于增强信贷资源流动性，加速资源循环，提高信贷资源利用效率。
3. 精准对接融资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在新泰市政府的支持下，蚂蚁金服与乡镇客户展开深度对接，打破了信息不对称壁垒，拓宽了农户融资渠道。截至2019年9月末，蚂蚁金服旗下浙江网商银行累计放款金额12.3亿元，累计放款人数1.99万人;9月末贷款余额1.56亿元，贷款人数10012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户融资难问题。
4. 做好“智慧服务”，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借助蚂蚁金服平台，新泰市开通线上城市服务窗口，实行“线上+线下”服务模式，加速新型智慧城市的构建，增强了公共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新泰“智慧县域服务”平台，推动一批“互联网+”公共服务项目的加速落地，目前已上线在线查詢业务办理指南、景区在线购票、线上智能预诊等37项便民信息服务，居民生活便利性得到明显提升。
（四）总结与启示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新泰市充分利用蚂蚁金服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方面的优势，通过收集、整合、挖掘各类信息，在提升县域公共服务能力的同时，更进一步实现了普惠金融的数字化，成功破解了低收入群体的融资困境，从而建立了“信息+技术+平台”的新模式，为落后地区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作用提供了参考。总结以上合作模式，本文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 信息共享机制有效助力征信体系建设。征信主体分布在各个行业领域，导致信息的碎片化和分散化，客户信用评价存在误差;信用数据不开放的机制影响了各系统之间的信息互换交流，征信部门难以对个人或企业进行全面系统的信用评价，不利于我国征信体系的建设。新泰市与蚂蚁金服合作推进金融和互联网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实现了政企之间的信息共享。在蚂蚁金服数据爬取、数据挖掘及云计算等技术的加持下，大数据征信更加精准全面，具有更广泛的市场应用场景，有助于推动新泰市社会征信的市场化，对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 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能够形成优势互补。从目前业务办理条件来看，新泰普惠金融产品的市场定位明确，客户主要为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未拓展的农户群体，故其侧重低端客户，与传统金融形成互补关系，使金融供给体系整体结构得到优化。从长远来看，其与传统金融机构产品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将倒逼银行业机构进一步简化手续，加大金融科技运用力度，不断优化自身服务，从而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 3. 跨部门合作是整合要素资源的必然选择。蚂蚁金服与新泰市政府的跨部门合作，推动了部门间要素资源的流通整合，创新开发了多种服务模式。一是交通、医疗、旅游等多维度线上公共服务，提高服务质效，方便居民生活;二是基于信息共享机制，利用大数据实现低成本信用甄别，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动态监测用户信用，防控信用风险;三是批量发行普惠金融产品，简化信贷流程，降低运营成本，突出规模经济优势。跨部门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有利于地区创新发展路径，打破发展瓶颈。
三、仍需关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虽然蚂蚁金服与新泰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模式在普惠金融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由于探索时间较短，且无成熟模式可供参照，因此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基于此，本文结合现实情况，梳理了需要关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需关注的问题
1. 宣传力度不夠，用信人数较少。新泰普惠金融是一种创新型数据化信贷产品，该产品宣传推广力度不够，客户对蚂蚁金服的背景及产品的运行方式了解不深，导致产品知名度不高，虽然授信客户较多，但实际贷款人数较少。截至2019年9月末，蚂蚁金服旗下浙江网商银行共计授信15.8万人，但其累计放款人数1.99万人次，仅占授信人数的12.59%，其中，9月末贷款人数10012人，用信占比仅为6.34%。
2.产品创新不足，客户群体单一。蚂蚁金服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且完全线上操作，办理简便，值得全面推广使用，但其产品种类单一，仅针对农户推出个人类贷款，缺乏针对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及小微企业等的信贷产品，在客户融资需求对接上存在供给缺口，因此无法全面惠及各类客户群体，业务拓展受到一定影响。
3. 整体利率水平偏高，客户融资需求受限。根据蚂蚁金服内部信用评级和授信模型，客户信贷利率存在差异，主要集中在7.2%到10.8%之间，但整体利率水平仍然较高。考虑到蚂蚁金服产品对接的客户群体主要为经济基础薄弱、生产经营能力较低的农户，较高的信贷利率会加重农户经济负担，提高财务成本，抑制客户融资需求，不利于普惠金融的纵深发展。
4. 依托数字技术，风险来源复杂化。蚂蚁金服以数字技术作为支撑开展业务，开拓金融服务网上通道，赋予金融服务动态性、实时性、便捷性的特征，但数字技术的应用也为金融服务带来了威胁。系统漏洞、病毒入侵等因素大大提升了用户信息和资金的保护难度，同时，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变化性和实时性特点容易导致工作人员和用户的误操作行为，加大了系统操作风险。另外，目前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金融监管存在一定疏漏，也加大了金融风险的防控难度。
（二）相关政策建议
1. 加大宣传力度，创新金融服务。蚂蚁金服产品具有免担保、无抵押、线上操作、随借随还等特点，与小微企业、农户等长尾客户群体的融资需求具有天然耦合性。建议蚂蚁金服进一步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不断创新金融服务，增强用户黏性，提升普惠金融市场份额。一是多渠道宣传推广。通过政府、新媒体、工作人员线下对接等渠道，就蚂蚁金服背景、产品运营方式、普惠金融政策等内容进行宣传推广，提高产品知名度，增强客户对产品的信赖度，扩大客户群。二是强化产品研发，丰富产品服务种类，尽快推出针对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的普惠金融产品，提高贷款额度，适当降低贷款利率，积极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
2. 加大资金投入，健全互联网基础设施。健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是智能化城市服务的重要基础，建议财政部门加大资金投入，积极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提高农村地区的网络覆盖范围和服务效率，助力农村现代化发展。同时，要重视信息安全，加强信息安全技术开发，推动信息安全防控基站、大数据存储和云计算平台等设施建设，为新技术应用推广及互联网金融创新奠定基础。
3. 完善征信体系，实现信息共享。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互联网征信是传统中央银行征信的重要补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征信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完善征信体系要遵循合作共享原则。一是推动中央银行征信系统和互联网征信的合作共享。在立法规范互联网征信的同时，推动大数据征信纳入中央银行征信体系，实现线上与线下信用信息的共享互补，提高征信覆盖范围和精准性。二是推行多部门合作模式，实现信息共享。在互联网企业、银行和政务部门之间推行“信息+技术+平台服务”的合作模式，通过信用数据有偿流动，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充分掌握客户财务经营信息，进一步提高互联网征信的有效性，更好地为客户提供融资服务。
4. 完善监管和法律体系。如何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防范的平衡，是当前金融监管面临的重要课题。一方面，要发挥政府主导地位，始终坚持依法监管，及时填补监管空白，完善监管法律体系。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承担起金融监管责任，积极引导各部门对数字金融的发展进行动态监测和充分调研，加快制定行业准入标准，明确数字金融创新的底线，强化风险披露机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引导数字金融创新，推动金融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宋晓玲.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 [J].财经科学，2017，（6）.
[2]张子豪，谭燕芝.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6）.
[3]肖懿珊.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实证研究 [J].金融纵横，2020，（8）.
[4]成学真，龚沁宜.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系统GMM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3）.
[5]滕磊，马德功.数字金融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吗？[J/OL].统计研究：1-13[2020-12-05].https：//doi.org/10.19343/j.cnki.11-1302/c.2020.11.007. [6]傅秋子，黃益平.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 [J].金融研究，2018，（11）.
[7]任晓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J].现代经济探讨，2020，（10）.
Abstract：In recent years，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effective means to alleviate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low-income groups. But the current exploration of the specific development model and mode of ac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s still insufficient.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focuses on innovative practices in specific practices. It also summarizes the enlightenment of developi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f this model after specificall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modes and efficiencies of the cooperations between Ant Financial in Xintai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study shows that under the new model of "information plus technology plus platform"，the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 can effectively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redit investigation system;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traditional finance can form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cross-sectoral cooperation is the inevitable necessity of breaking the integration of element resources select. In addition，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ooperation model，this paper further proposes that the digital inclusive role of the cooperation model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from the aspects of innovative financial services，improving internet infrastructure，optimizing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s，and improving the regulatory system.
Key Words：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financing dilemma，cooperation model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融资困境;合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20）12-0078-05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0.12.010
一、引言
受传统金融发展模式的限制，金融服务纵深发展相对不足，往往难以惠及小微企业、偏远地区市场主体以及低收入弱势群体，导致金融供给不充分、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发展不协调等问题一直存在。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国务院也于2015年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作为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并提出“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增强所有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的发展目标。而后，随着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数字技术与金融业的不断融合，金融交易方式与服务模式也在不断演进，数字化、移动化与智能化的普惠金融成为大趋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2019）。在此背景下，2016年杭州 G20 峰会上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由此明确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支持金融服务均等化中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同样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数字普惠金融概念明确后，相关研究的重心集中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方面。在宏观层面，如宋晓玲（2017）[1]、张子豪和谭燕芝（2018）[2]皆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类似地，肖懿珊（2020）[3]也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群体以及中西部地区发展影响更大，因此能够缩小贫富差距;成学真和龚沁宜（2020）[4]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且传统金融发展、消费和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滕磊和马德功（2020）[5]则从经济高质量发展角度，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正面作用。在微观层面，傅秋子和黄益平（2018）[6]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深刻影响农户生产生活、提升融资便利度的同时，也改变了正规信贷需求结构;任晓怡（2020）[7]對上市公司样本的研究则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对小规模企业、高科技企业的作用尤其明显。
综上可知，已有研究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正面作用方面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并从不同角度探索了内在影响机理。但是，在数字普惠金融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理论研究却明显滞后于具体实践，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在现实中的具体发展模式和作用方式的探索尚显不足。如作为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的偏远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实际却更加难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化技术，由此该如何弥补数字鸿沟，发挥普惠金融作用？此外落后地区的信息分散化和碎片化特征更加明显，如何充分挖掘利用有效信息为普惠金融提供信息基础？目前这些问题仍未得到充分研究。基于此，本文着眼于具体实践，选择山东省新泰市进行案例研究，在详细分析蚂蚁金服与政府合作的背景、方式和成效的基础上，总结这一合作模式对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启示，并进一步针对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蚂蚁金服与地方政府合作模式剖析
近年来，为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支持落后地区和低收入群体方面的作用，新泰市政府结合本地区发展实际，与金融科技企业蚂蚁金服开展合作，共同推进“智慧县域+普惠金融”项目实施，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协同建立区域专属数据库和授信模型，为农户提供免担保、免抵押的信用贷款，支持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破解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实现“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智慧型生活。
（一）合作背景
1. 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难以匹配。受固有信贷模式限制，传统间接融资方式难以满足落后地区的金融需求。从供给端来看，传统金融服务遵循“二八原则”，对小微企业、农民、低收入者等处于弱势地位的长尾人群存在供给排斥，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整体数量较少，金融服务项目单一，覆盖面不广，农村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可获得性和可选择性不强。从需求端来看，资金需求者以农户、小微企业为主，虽然整体数量众多，但个体规模较小，自身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缺乏有效抵押物，资信条件相对较差，有些企业还存在着财务管理不规范、财务信息缺失的问题。在金融服务供给主体数量相对较少，且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的背景下，落后地区和低收入群体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亟待解决。
2. 县域公共服务能力有待提高。当前，与金融资源供给不足类似，县域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同样相对薄弱，在政务服务、医疗卫生、交通出行等基础设施领域存在供给总量受限、供给实效低下、供给质量失衡等问题，无法全面覆盖居民服务需求。因此，县域公共服务领域迫切需要引入新的发展理念，变革发展模式，提能增效，以满足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诉求，保障居民生活质量。 3. 数字技术为公共服务与普惠金融奠定基础。目前，互联网、移动通信等现代化信息网络已开始覆盖农村，“互联网+三农”的有机融合提高了农村信息数字化水平，为农村市场注入了活力，推动了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农户得以享受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所带来的共享、便捷、低成本、低门槛优势，数字化公共服务与普惠金融得以发展应用，能有效缓解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与金融服务的低效率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合作模式
2018年6月，新泰市与蚂蚁金服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决定采取“智慧县域+普惠金融”模式开展项目合作，同年9月，“县域服务·普惠金融”项目在支付宝正式上线运营，新泰市与蚂蚁金服集团的业务合作正式落地实施。
1. 开通信息共享渠道。基于信息专用普惠金融原则，新泰市政府（市发改局承办）为蚂蚁金服开通信息共享渠道，提供信息支持。在政府支持下，蚂蚁金服合作企业软通动力技术公司对农村社保（原新农合，主要面向20—55岁农村居民）、农村土地确权、农业农机补贴等数据进行专项采集，建立涉农专项数据库，为大数据征信授信提供数据信息基础。另外，新泰市政府还通过召开座谈会、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宣传推广普惠金融政策及产品，并引导蚂蚁金服工作人员在乡镇与客户开展深度对接工作。
2. 推行新泰普惠金融产品。新泰市蚂蚁金服信贷产品——新泰普惠金融，是蚂蚁金服旗下浙江网商银行为农民提供的一种免担保、无抵押、无人工干预的数据化纯信用贷款。贷款额度在1000元到30万元之间，贷款利率具体取决于个人的信用情况，实际贷款利率主要集中在7.2%到10.8%之间。贷款期限分为3个月、6个月、9个月和1年期4个档次，可随借随还，周转使用，平均使用期限为90天。还款方式分等额本息（一般客户）和先息后本（优质客户）两类，按月分期还款。贷款业务依托支付宝平台，全部在网上申请办理;贷款模式为数字化“310”模式，即3分钟申请，1秒钟审核放款，全过程0人工干预。
3. 搭建“智慧县域服务”平台。借助蚂蚁金服“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新泰市发改局协同17个市政府职能部门、4家公共服务企业（自来水厂、燃气公司、公交公司、热力公司）、2家市区内三甲医院，收集了代表性企业简介、特产简介、乡村旅游、民俗风情等信息，建立了区域专属数据库，通过支付宝手机客户端“城市服务”板块，搭建“智慧县域服务”平台。平台服务包含县域百科、政务指南、农资农服、生活缴费、企业介绍等内容。同时，平台还为当地政府及本地商家开通了信息发布接口，为其发布地方特色产品、旅游景区等信息提供便利。
（三）合作成效
目前，新泰市与蚂蚁金服的合作已处于全面推广阶段，在新泰市政府和软通动力技术公司的共同努力下，新泰在“普惠金融”“县域公共服务”等业务合作板块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1. 创新客户征信授信模式，提升用信便利性。不同于传统信贷产品，新泰普惠金融依托蚂蚁金服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创新采用大数据征信模式，将客户消费、生产、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等社会行为数据纳入信用评级模型，使客户征信更具动态性，信用评级更加立体。蚂蚁金服利用涉农专项数据库建立了符合新泰行业特色的授信模型，截至2019年9月末，蚂蚁金服旗下网商银行已向全市15.8万涉农人口授信，提升了用户用信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2. 全流程网络化操作，优化信贷服务。新泰普惠金融产品采取网上一站式信贷服务，真正实现用户征信授信、信贷申请、审核、支用、还款的全流程网络化、自主化操作。新泰普惠金融采用数字化“310”模式，从信贷申请到贷款支用仅需几分钟，大大降低了信贷时间成本，能有效匹配农户“短、小、频、急”的融资需求特点，提高用户融资效率。另外，贷款随借随还、循环支用，有助于增强信贷资源流动性，加速资源循环，提高信贷资源利用效率。
3. 精准对接融资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在新泰市政府的支持下，蚂蚁金服与乡镇客户展开深度对接，打破了信息不对称壁垒，拓宽了农户融资渠道。截至2019年9月末，蚂蚁金服旗下浙江网商银行累计放款金额12.3亿元，累计放款人数1.99万人;9月末贷款余额1.56亿元，贷款人数10012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户融资难问题。
4. 做好“智慧服务”，提高居民生活便利性。借助蚂蚁金服平台，新泰市开通线上城市服务窗口，实行“线上+线下”服务模式，加速新型智慧城市的构建，增强了公共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新泰“智慧县域服务”平台，推动一批“互联网+”公共服务项目的加速落地，目前已上线在线查詢业务办理指南、景区在线购票、线上智能预诊等37项便民信息服务，居民生活便利性得到明显提升。
（四）总结与启示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新泰市充分利用蚂蚁金服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方面的优势，通过收集、整合、挖掘各类信息，在提升县域公共服务能力的同时，更进一步实现了普惠金融的数字化，成功破解了低收入群体的融资困境，从而建立了“信息+技术+平台”的新模式，为落后地区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作用提供了参考。总结以上合作模式，本文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 信息共享机制有效助力征信体系建设。征信主体分布在各个行业领域，导致信息的碎片化和分散化，客户信用评价存在误差;信用数据不开放的机制影响了各系统之间的信息互换交流，征信部门难以对个人或企业进行全面系统的信用评价，不利于我国征信体系的建设。新泰市与蚂蚁金服合作推进金融和互联网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实现了政企之间的信息共享。在蚂蚁金服数据爬取、数据挖掘及云计算等技术的加持下，大数据征信更加精准全面，具有更广泛的市场应用场景，有助于推动新泰市社会征信的市场化，对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 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能够形成优势互补。从目前业务办理条件来看，新泰普惠金融产品的市场定位明确，客户主要为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未拓展的农户群体，故其侧重低端客户，与传统金融形成互补关系，使金融供给体系整体结构得到优化。从长远来看，其与传统金融机构产品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将倒逼银行业机构进一步简化手续，加大金融科技运用力度，不断优化自身服务，从而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 3. 跨部门合作是整合要素资源的必然选择。蚂蚁金服与新泰市政府的跨部门合作，推动了部门间要素资源的流通整合，创新开发了多种服务模式。一是交通、医疗、旅游等多维度线上公共服务，提高服务质效，方便居民生活;二是基于信息共享机制，利用大数据实现低成本信用甄别，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动态监测用户信用，防控信用风险;三是批量发行普惠金融产品，简化信贷流程，降低运营成本，突出规模经济优势。跨部门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有利于地区创新发展路径，打破发展瓶颈。
三、仍需关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虽然蚂蚁金服与新泰市地方政府的合作模式在普惠金融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由于探索时间较短，且无成熟模式可供参照，因此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基于此，本文结合现实情况，梳理了需要关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需关注的问题
1. 宣传力度不夠，用信人数较少。新泰普惠金融是一种创新型数据化信贷产品，该产品宣传推广力度不够，客户对蚂蚁金服的背景及产品的运行方式了解不深，导致产品知名度不高，虽然授信客户较多，但实际贷款人数较少。截至2019年9月末，蚂蚁金服旗下浙江网商银行共计授信15.8万人，但其累计放款人数1.99万人次，仅占授信人数的12.59%，其中，9月末贷款人数10012人，用信占比仅为6.34%。
2.产品创新不足，客户群体单一。蚂蚁金服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且完全线上操作，办理简便，值得全面推广使用，但其产品种类单一，仅针对农户推出个人类贷款，缺乏针对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及小微企业等的信贷产品，在客户融资需求对接上存在供给缺口，因此无法全面惠及各类客户群体，业务拓展受到一定影响。
3. 整体利率水平偏高，客户融资需求受限。根据蚂蚁金服内部信用评级和授信模型，客户信贷利率存在差异，主要集中在7.2%到10.8%之间，但整体利率水平仍然较高。考虑到蚂蚁金服产品对接的客户群体主要为经济基础薄弱、生产经营能力较低的农户，较高的信贷利率会加重农户经济负担，提高财务成本，抑制客户融资需求，不利于普惠金融的纵深发展。
4. 依托数字技术，风险来源复杂化。蚂蚁金服以数字技术作为支撑开展业务，开拓金融服务网上通道，赋予金融服务动态性、实时性、便捷性的特征，但数字技术的应用也为金融服务带来了威胁。系统漏洞、病毒入侵等因素大大提升了用户信息和资金的保护难度，同时，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变化性和实时性特点容易导致工作人员和用户的误操作行为，加大了系统操作风险。另外，目前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金融监管存在一定疏漏，也加大了金融风险的防控难度。
（二）相关政策建议
1. 加大宣传力度，创新金融服务。蚂蚁金服产品具有免担保、无抵押、线上操作、随借随还等特点，与小微企业、农户等长尾客户群体的融资需求具有天然耦合性。建议蚂蚁金服进一步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不断创新金融服务，增强用户黏性，提升普惠金融市场份额。一是多渠道宣传推广。通过政府、新媒体、工作人员线下对接等渠道，就蚂蚁金服背景、产品运营方式、普惠金融政策等内容进行宣传推广，提高产品知名度，增强客户对产品的信赖度，扩大客户群。二是强化产品研发，丰富产品服务种类，尽快推出针对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的普惠金融产品，提高贷款额度，适当降低贷款利率，积极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
2. 加大资金投入，健全互联网基础设施。健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是智能化城市服务的重要基础，建议财政部门加大资金投入，积极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提高农村地区的网络覆盖范围和服务效率，助力农村现代化发展。同时，要重视信息安全，加强信息安全技术开发，推动信息安全防控基站、大数据存储和云计算平台等设施建设，为新技术应用推广及互联网金融创新奠定基础。
3. 完善征信体系，实现信息共享。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互联网征信是传统中央银行征信的重要补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征信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完善征信体系要遵循合作共享原则。一是推动中央银行征信系统和互联网征信的合作共享。在立法规范互联网征信的同时，推动大数据征信纳入中央银行征信体系，实现线上与线下信用信息的共享互补，提高征信覆盖范围和精准性。二是推行多部门合作模式，实现信息共享。在互联网企业、银行和政务部门之间推行“信息+技术+平台服务”的合作模式，通过信用数据有偿流动，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充分掌握客户财务经营信息，进一步提高互联网征信的有效性，更好地为客户提供融资服务。
4. 完善监管和法律体系。如何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防范的平衡，是当前金融监管面临的重要课题。一方面，要发挥政府主导地位，始终坚持依法监管，及时填补监管空白，完善监管法律体系。另一方面，监管部门要承担起金融监管责任，积极引导各部门对数字金融的发展进行动态监测和充分调研，加快制定行业准入标准，明确数字金融创新的底线，强化风险披露机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引导数字金融创新，推动金融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宋晓玲.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 [J].财经科学，2017，（6）.
[2]张子豪，谭燕芝.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6）.
[3]肖懿珊.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实证研究 [J].金融纵横，2020，（8）.
[4]成学真，龚沁宜.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系统GMM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3）.
[5]滕磊，马德功.数字金融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吗？[J/OL].统计研究：1-13[2020-12-05].https：//doi.org/10.19343/j.cnki.11-1302/c.2020.11.007. [6]傅秋子，黃益平.数字金融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异质性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 [J].金融研究，2018，（11）.
[7]任晓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J].现代经济探讨，2020，（10）.
Abstract：In recent years，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effective means to alleviate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low-income groups. But the current exploration of the specific development model and mode of action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s still insufficient.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focuses on innovative practices in specific practices. It also summarizes the enlightenment of developi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f this model after specificall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modes and efficiencies of the cooperations between Ant Financial in Xintai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study shows that under the new model of "information plus technology plus platform"，the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 can effectively hel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redit investigation system;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traditional finance can form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cross-sectoral cooperation is the inevitable necessity of breaking the integration of element resources select. In addition，in view of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ooperation model，this paper further proposes that the digital inclusive role of the cooperation model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from the aspects of innovative financial services，improving internet infrastructure，optimizing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s，and improving the regulatory system.
Key Words：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financing dilemma，cooperation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