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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日益加大，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也有下滑趋势，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肯定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了调节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 收入差距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
近几年来，说起收入差距，人们关注的视线过多地放在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上。然而，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的推进，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城镇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下岗、失业又在不断增加，再加上涌入城市的一大批农民工，使城市的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低收入和靠失业金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城市中形成了一个相对贫困的群体，使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加速扩大，远远超过了城乡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消费需求一直不振，消费不振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是近年来很多学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肯定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了调解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理论分析
为了研究的方便，现将城镇全体居民按某一收入标准划分为两类群体: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设高收入群体的总收入为 Yh，其平均消费倾向为Ch(O＜Ch＜1);设低收入群体的总收入为Yi，其平均消费倾向为Ci(O＜Ci＜1);根据平均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Ch＜Ci成立；设全体居民的总收入为Y，则有Y=Yh+Yi;设 β=,（0<β<1），则β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β的大小体现收入差距程度大小，因此β为收入差距系数。
总量消费的一个关系式:C=ChYh+CiYi（1）由Yi=Y-Yh及Yh=βY，代入(1)式并整理，可得(1)式的另一种表达形式:C=[βCh+(1-β)Ci]Y（2）记C=Y（＝βCh+(1-β)Ci)
这里的平均消费倾向有确切的含义:C是结合了两类不同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的加权和，因此C包含了收入差距的结构效应结果。由=(Ch-Ci)β+Ci求解出β，可得收入差距的测算公式:(4)
1.根据(2)式可知C=[βCh+(1-β)Ci]Y，因此对相同的Y，不同的β取值会得到不同的C值。这说明即使是对于相同的总收入水平Y，由于收入结构的不同，消费总量C的水平也不同。这从理论上证明了收入差距和消费水平有直接的影响关系。
2.由于Ch-Ci＜O，同样根据C=[βCh+(1-β)Ci]Y可知，总量消费C是关于收入差距系数β的单调减函数。于是，在收入 Y一定的情况下，消费C随β的增加而变小，随β的减小而变大。β越大代表收入两极分化程度越严重。这意味着收入差距越大，相应的消费总量水平也就越低。这从理论上证明了收入差距扩大起到降低总消费水平的负向作用。
由以上分析可得出的结论是:收入分配结构的状况对总量消费的水平有直接的影响作用;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总量消费水平起到降低的负向作用。
二、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对消费的影响
1.收入差距的现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是城镇改革起步阶段。从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来看，到80年代末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大大高于改革初期，基尼系数上升了接近 50%。
到了90年代，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第二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1995年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为 0.33, 比1988年上升了 十个百分点。在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中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扩大趋势。1990年～2001年期间城镇的基尼系数从0.23上升到0.32, 以接近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上升。
据调查，如果把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按七等分组，其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的比率，1997年为4.22，1998年为 4.43，1999年为4.62，2000年为5.02，2001年为5.39，2002年更是急剧上升为 7.88。
另外，各省份之间城镇居民的收入也很明显。据调查在90年代前半期，各省份的基尼系数显示了省份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上升过程，而且上升幅度相当大。1996年比1990年上升了近40%。从90年代中期开始，省份之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很快又开始回升，到了新世纪初，基本上回升到90年代中期的水平。
2.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以上数据充分说明了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的扩大，与此同时产生的一个现象是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也在不断下降，二者有一定的联系。城镇居民家庭由于收入差别的拉开，形成了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对高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其可消费的最大水平，大部分收入都无从消费。因此，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对低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的大部分用来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小部分用来购买家庭耐用消费品。低收入阶层的耐用消费品远未普及，如果他们的收入增加，则收入增量的大部分会用于增加消费品的购买。因此，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高收入阶层高。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高，即凯恩斯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3.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现状。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虽然有所波动，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而边际消费倾向除1984年和1995年、2000年以外，一直是在下降的。最后比较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它们二者的变动趋势几乎完全一致:1981年～1984年下降，1985年出现回升，然后出现持续性的下降，同时在1995年和2000年，二者又都出现一个上升。
三、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消费倾向的对策
人们的消费需求总是受收入、价格、偏好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对于一些既定的消费品来说，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消费水平的高低。不同收入阶层的人们在消费结构上已拉开差距。目前我国的收入结构呈金字塔型，据初步测算，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阶层，占城市人口的10％左右，占全体人口的 3.5％左右。这个阶层的消费倾向最低，恩格尔系数已降至15％以下，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处于金字塔中部的中等收入阶层，总人口在4.5亿左右，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居中，恩格尔系数在35％左右，其消费正在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数量追求型向质量追求型转变。处于收入“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阶层，总人口在7亿上下，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收入增长缓慢，恩格尔系数在50％左右，其消费尚处于温饱有余的阶段。由于高收入阶层的生活必需品消费也接近饱和，其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向积累型、投资型转变。从经济上看，中等收入者群体收入稳定，购买力活跃，可以说是社会的支柱消费群体，对于市场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因此，中等收入者在我国所占比重越大，国家结构和社会秩序就越稳定，经济就越发展。低收入的人群，尽管其消费倾向最高，但因其低下的购买力水平，所形成的购买力规模对居民总消费的贡献度是微乎其微的，并且低收入群体在居民总数中是少数，这部分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消费需求扩张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因而，缓解这部分人的低收入状况，其意义更多地体现在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上。
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应做到：
1.进一步强化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力度采取切实措施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2.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做好扶贫开发工作。
3.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居民整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
4.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来缩小部分不合理的高低收入阶层差距。
5.对不动产、金融资产收益以及财产的继承与赠与，要通过合理设置税种税率，征收房产税、利息税以及遗产与赠与税等税种来进行调节。
[关键词] 收入差距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
近几年来，说起收入差距，人们关注的视线过多地放在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上。然而，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的推进，随着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城镇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下岗、失业又在不断增加，再加上涌入城市的一大批农民工，使城市的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低收入和靠失业金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城市中形成了一个相对贫困的群体，使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加速扩大，远远超过了城乡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消费需求一直不振，消费不振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是近年来很多学者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肯定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了调解收入差距，扩大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理论分析
为了研究的方便，现将城镇全体居民按某一收入标准划分为两类群体: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设高收入群体的总收入为 Yh，其平均消费倾向为Ch(O＜Ch＜1);设低收入群体的总收入为Yi，其平均消费倾向为Ci(O＜Ci＜1);根据平均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Ch＜Ci成立；设全体居民的总收入为Y，则有Y=Yh+Yi;设 β=,（0<β<1），则β为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β的大小体现收入差距程度大小，因此β为收入差距系数。
总量消费的一个关系式:C=ChYh+CiYi（1）由Yi=Y-Yh及Yh=βY，代入(1)式并整理，可得(1)式的另一种表达形式:C=[βCh+(1-β)Ci]Y（2）记C=Y（＝βCh+(1-β)Ci)
这里的平均消费倾向有确切的含义:C是结合了两类不同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的加权和，因此C包含了收入差距的结构效应结果。由=(Ch-Ci)β+Ci求解出β，可得收入差距的测算公式:(4)
1.根据(2)式可知C=[βCh+(1-β)Ci]Y，因此对相同的Y，不同的β取值会得到不同的C值。这说明即使是对于相同的总收入水平Y，由于收入结构的不同，消费总量C的水平也不同。这从理论上证明了收入差距和消费水平有直接的影响关系。
2.由于Ch-Ci＜O，同样根据C=[βCh+(1-β)Ci]Y可知，总量消费C是关于收入差距系数β的单调减函数。于是，在收入 Y一定的情况下，消费C随β的增加而变小，随β的减小而变大。β越大代表收入两极分化程度越严重。这意味着收入差距越大，相应的消费总量水平也就越低。这从理论上证明了收入差距扩大起到降低总消费水平的负向作用。
由以上分析可得出的结论是:收入分配结构的状况对总量消费的水平有直接的影响作用;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总量消费水平起到降低的负向作用。
二、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对消费的影响
1.收入差距的现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是城镇改革起步阶段。从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来看，到80年代末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大大高于改革初期，基尼系数上升了接近 50%。
到了90年代，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第二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1995年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为 0.33, 比1988年上升了 十个百分点。在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中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扩大趋势。1990年～2001年期间城镇的基尼系数从0.23上升到0.32, 以接近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上升。
据调查，如果把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按七等分组，其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的比率，1997年为4.22，1998年为 4.43，1999年为4.62，2000年为5.02，2001年为5.39，2002年更是急剧上升为 7.88。
另外，各省份之间城镇居民的收入也很明显。据调查在90年代前半期，各省份的基尼系数显示了省份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上升过程，而且上升幅度相当大。1996年比1990年上升了近40%。从90年代中期开始，省份之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很快又开始回升，到了新世纪初，基本上回升到90年代中期的水平。
2.收入差距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以上数据充分说明了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的扩大，与此同时产生的一个现象是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也在不断下降，二者有一定的联系。城镇居民家庭由于收入差别的拉开，形成了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对高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其可消费的最大水平，大部分收入都无从消费。因此，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对低收入阶层来说，其收入的大部分用来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购买，小部分用来购买家庭耐用消费品。低收入阶层的耐用消费品远未普及，如果他们的收入增加，则收入增量的大部分会用于增加消费品的购买。因此，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高收入阶层高。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高，即凯恩斯提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3.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现状。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虽然有所波动，但总的趋势是下降的，而边际消费倾向除1984年和1995年、2000年以外，一直是在下降的。最后比较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它们二者的变动趋势几乎完全一致:1981年～1984年下降，1985年出现回升，然后出现持续性的下降，同时在1995年和2000年，二者又都出现一个上升。
三、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消费倾向的对策
人们的消费需求总是受收入、价格、偏好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对于一些既定的消费品来说，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消费水平的高低。不同收入阶层的人们在消费结构上已拉开差距。目前我国的收入结构呈金字塔型，据初步测算，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阶层，占城市人口的10％左右，占全体人口的 3.5％左右。这个阶层的消费倾向最低，恩格尔系数已降至15％以下，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处于金字塔中部的中等收入阶层，总人口在4.5亿左右，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居中，恩格尔系数在35％左右，其消费正在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数量追求型向质量追求型转变。处于收入“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阶层，总人口在7亿上下，这个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收入增长缓慢，恩格尔系数在50％左右，其消费尚处于温饱有余的阶段。由于高收入阶层的生活必需品消费也接近饱和，其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向积累型、投资型转变。从经济上看，中等收入者群体收入稳定，购买力活跃，可以说是社会的支柱消费群体，对于市场具有巨大的拉动作用。因此，中等收入者在我国所占比重越大，国家结构和社会秩序就越稳定，经济就越发展。低收入的人群，尽管其消费倾向最高，但因其低下的购买力水平，所形成的购买力规模对居民总消费的贡献度是微乎其微的，并且低收入群体在居民总数中是少数，这部分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消费需求扩张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因而，缓解这部分人的低收入状况，其意义更多地体现在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上。
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应做到：
1.进一步强化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力度采取切实措施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2.加快西部大开发步伐，做好扶贫开发工作。
3.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居民整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
4.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来缩小部分不合理的高低收入阶层差距。
5.对不动产、金融资产收益以及财产的继承与赠与，要通过合理设置税种税率，征收房产税、利息税以及遗产与赠与税等税种来进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