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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仿铜陶礼器不仅仅是陶器对铜器形制、纹饰简单地模仿，而是为了发挥礼器之用，才作为青铜礼器的替代物的；关中秦墓里的仿铜陶礼器和殷墟的仿铜陶礼器有族缘关系，是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已成为是秦墓重要的特征之一，体现了秦文化的特色和秦人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秦墓； 仿铜陶礼器；族属；周礼
【中图分类号】K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4-190-03
【本文著录格式】张娟妮.秦墓仿铜陶礼器的出现及意义[J].中国民族博览，2021，07（14）：190-192.
在早期墓葬发掘中，秦人墓葬大都以地域和时代去被定性和分期，很多秦人墓葬都被称作东周墓、春秋战国墓等，后来，随着发掘墓葬的越来越多，屈肢葬、竖穴土圹、洞式墓、头西脚东、随葬的仿铜陶礼器等墓葬风格集中凸显出来，人们发现，这类墓葬的的分布和自然地理地缘有关，更有区域文化因素，和秦人有着很深的族渊关系，这才确立了秦墓独立的文化地位，现在这些墓葬特征已成为秦墓认定的一个重要依据。丧葬礼仪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随葬品又是丧葬礼仪最重要的物质形态之一，有着鲜明特征的仿铜陶礼器对秦人以及秦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秦墓中仿铜陶礼器的确认
秦人的仿铜陶礼器最先出现在关中西部春秋早期的墓葬中。其中下面四处秦人墓地的考古发掘尤其重要。
福临堡秦墓。福临堡位于宝鸡市西郊的金台区，1959年12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在福临堡，发掘清理10座东周早期墓葬，10座墓葬的形制都是长方形竖穴，墓圹长2.2米—3.7米，宽1.2米—2.1米，墓底上距地表7.3米—14.5米，有3座墓葬式不清，其余7座均为屈肢葬，头西脚东。10座墓葬的排列有一定的规律性，没有打破关系，自北向南似乎有意分为3排，10座墓葬，有3座（M8、M9、M10）没有随葬品，1座（M1）随葬大量铜器，不见陶器，其余6座墓葬共出土陶器39件，少的有3件、多的有12件，这些陶器均为轮制、泥质灰陶、都不是日常实用器，它的“纹饰有勾连雷纹、十字纹和三角纹，大体和铜器上的纹饰相似。有很多陶器的器形，亦仿铜器制作，在两侧多有做出柳钉或兽形耳。当时，秦墓还被归为东周墓，这些陶器也只被观察到不同于其他周人墓随葬品而已，还没有被定性“仿铜陶礼器”，后来，随着发现的越来越多，这批陶器逐渐成为仿铜陶礼器秦墓分期的标准器。所以，福临堡所出的仿铜陶礼器，无论是发掘的时间还是它所出的时代，目前为止是关中秦墓关于仿铜陶礼器最早的发现和描述。
西高泉秦墓。西高泉位于宝鸡陈仓区虢镇东。1978年，宝鸡市博物馆在宝鸡西高泉发掘的3座秦墓，东西排列成行，M1随葬铜器22件，没有簋鼎。M2、M3为仿铜陶礼器墓，相隔2米左右，长1.90米—3.30米，宽1.47米—2米，墓型为竖穴墓，多为车马器和兵器。随葬的陶器33件，其中M2出土15件，M3出土18件，均为仿铜陶礼器，制作精细，多采用轮制，不少陶器纹饰规整，一笔一画都不草率，器形有鼎、盆、簋、豆等，类似于福临堡早期墓葬陶器，这3座墓葬也应该是春秋早期。
高庄秦墓地。高庄秦墓地位于凤翔县城南，西与八旗屯毗邻，1977年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在此发掘秦墓46座，墓葬形制分竖穴、洞室，各类随葬品1100多件，在23件陶鼎里，有7件六式鼎“仿同期铜鼎，敛口，寰底，附耳外张，兽腿，根部发达，盖上有三个半圆钮，通体用红、白彩绘卷云纹”；21件陶簋，Ⅰ式陶簋2件，“仿同期的铜簋，敛口，鼓腹，圈足外撇，盖上有圆形捉手，均用朱红或朱红与白色相间彩绘”；陶壶32件，Ⅰ式陶壶6件，“仿同期铜壶......腹绘勾连雷纹，圈足绘三角云纹，耳绘折线及宽带纹，盖绘三角云纹、宽带等”。高庄秦墓所出的仿铜陶礼器的组合与八旗屯三期相同，为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
八旗屯秦墓。八旗屯位于凤翔县城南，1976年和1983年，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先后两次对先期发现的秦墓进行了发掘。第一次发掘，清理了40座秦墓、只有1座洞室墓，其余墓葬都是竖穴墓，墓口长4.8米—2.5米、宽2.7米—1.5米.头向西北，墓葬由南向北排列成行，有直肢和屈肢两种葬式，墓葬分为六期，一至三期为春秋时期（18座），一期随葬品主要是铜礼器，二期开始至三期随葬大量彩绘仿铜陶礼器，四到六期为战国时期（22座），随葬的仿铜陶礼器从早期开始已无彩绘；1983年9月，雍城考古队在八旗屯又发掘春秋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秦墓26座。其中竖穴墓20座，洞室墓6座。归纳13座随葬品完整的陶器墓葬，有五种陶器组合方式，最早的就是仿铜陶礼器的组合，器形有鼎、簋、壶、豆、盘等，这种组合應该是春秋晚期仿铜陶礼器完整的组合形式。通过上面的几处秦人墓地的发掘资料，特别是对比同时期陶礼器和铜礼器的型制和组合方式，确立了仿铜陶礼器秦墓的分期，福临堡M3、M6、M7，西高泉M2、M3，八旗屯第2、第3组等属于春秋早期墓，仿铜陶礼器开始出现；76风八BM11，M103，77风高M12等属于春秋中晚期墓，这是仿铜陶礼器发展和鼎盛阶段；76风八CM5、BM 29，77凤高M24、M27等属于战国中期墓，仿铜陶礼器走向衰落。后来，关中地区又陆续在咸阳黄家沟、任家咀、坡刘、西安半坡、北郊、南郊、临潼等发现大小秦人墓地20余处，墓葬数千座，也都基本沿用着上面的分期。
二、仿铜陶礼器是秦人的族属符号
关中秦墓里目前能被确认的最早仿铜陶礼器是在春秋早期，而这类器物，在殷商晚期的墓葬里就已存在，在殷墟的发掘中，“殷墟文化第四期偏晚阶段，一些墓葬中出现了一组新的随葬品，该组随葬片为陶质，但其型式与同时期青铜礼器相同，实为仿制当时的青铜礼器”，这些仿制青铜的陶礼器在外部造型、图案装饰与铜礼器相像，它的特征和关中秦墓里的仿铜陶礼器一致，只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器形上，殷商多是爵、盉等酒器，秦人更多的是鼎、簋等食用器罢了，二者之间族源的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 秦人起源于东夷部落，和殷商之民都属于凤鸟氏，有着共同的图腾崇拜，《诗经·商颂·玄鸟》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秦本纪》有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这种传说中的同源同祖关系，在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佐证，1998年在甘肃圆顶山秦人墓地发现的春秋初期随葬车马和“安阳殷墟殷代车马坑的殉马都是被处死后下葬的，形态较规矩，无挣扎现象，而与西周王畿周人车马坑典型殉马方式有明显区别”。再结合两地大量墓葬资料的研究对比，人们发现，春秋秦墓和同一区域内的周人墓葬在葬式、头向、人殉等埋葬习俗有很大不同，而与东夷部落以及商代的遗存很相似，这些发现足以说明“秦国统治者与商文化及东夷文化有着较为紧密的历史渊源关系”。所以，如果说圆顶山车马坑的发现是孤例的话，那么关中和殷墟两地的仿铜陶礼器这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则更有说服力，仿铜陶礼器在这里作为一个类似凤鸟图腾的符号，折射出秦人和殷商同源同祖的关系。
论及秦人和殷商同源同祖的关系，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缺乏殷商晚期到春秋早期这个环节，应该说目前能确定为秦的文化遗存，年代范围基本在春秋早期，西周初年以后的几百年历史比较虚幻，对应的文化遗存也比较模糊，分析原因，应该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秦人的实力和文化底蕴还不够强大和深厚，即“非子封秦”，也只是周的“附庸”，处在这样一个地位卑微的地位，是不可能形成独立的文化体系。第二，秦人活动的区域在陕西关中西部和甘肃东部的陇山以西地区，关中西部在西周一代是畿内要地，陇西也属于西周的势力范围，秦文化的元素很可能为周文化同化或掩盖，到了西周晚期，随着周文化“礼崩乐坏”，秦文化的特色才凸显出来。所以尽管有专家认为“早期秦文化的形成，应该是西周晚期的后段”，但并不否认秦文化的渊源，殷商末期到西周晚期这一阶段仿铜陶礼器变化递进的轨迹有待于今后更多的考古发现。
论及秦人和殷商同源同祖的关系，还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那就是同时代的三晋两周地区在战国以前基本上还保持着传统的丧葬制度，随葬依旧，战国中期以后才普遍以陶代铜，比秦国晚了几百年。比如，被誉为关中与南方各地交流枢纽、南北文化融合辐辏的南阳，在“战国晚期前段，韩文化传统的陶壶是唯一一件仿铜陶礼器；战国晚期中段，楚文化影响下的土著风格的仿铜陶礼器组合出现，到战国晚期后段，融汇了战国秦、楚、韩文化传统的新型仿铜陶礼器组合诞生并迅速发展，在西汉以后取得了统治地位”。抛开简单的区域观念，从纵深的文化渊源和族群归属的角度去探究，这些都不难解释，出现在殷墟文化四期的仿铜陶礼器的葬俗没有直接影响到地理位置更近的中原各国，反而是距离更远的秦人承续了这个传统，也从另一个方面旌示了秦人的族属，地处在周人的管辖区域，却习用商人的习俗，是因为属于同一个族属，而中原各国大都是姬周宗亲，和殷商的关系自然就缺乏一种亲缘性，仿铜陶礼器使用的滞后性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仿铜陶礼器是秦人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
秦人起源于东夷，擅长牧养牲畜，先祖伯益，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赐姓为赢，殷商末年，伯益的后人中潏跟随着商王武乙西征，到达了戎羌的腹地犬丘，“在西戎，保西垂”，商朝灭亡后，秦人地位慢慢提高，周孝王时，首领非子养马有功，受封于秦，成为周的附庸，虽然封地不足25千米，但“非子息马，厥号秦嬴，礼乐射御，西垂有声”（司马贞《史记索隐》），这才有了今天秦人的概念。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天子有功，被封为诸侯，享领岐山以西之地，秦人从游牧生活终于过渡为定居的农耕时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所以在秦人发展壮大过程中，周文化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秦墓中的仿铜陶礼器就反映了秦人对周礼所代表的丧葬礼仪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西周时期，礼仪制度不仅仅是文化现象和成果，更是一项政治制度，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从道德和制度上建立一套“明贵贱、辨等列”（《左转·隐公五年》）的秩序和规范，礼器是礼仪制度物化的形态，所谓“信以守器，器以藏礼”（《左转·成公二年》）。礼器的种类很多，鼎和簋是最基本的器形，鼎和簋的使用和配置也就是丧葬礼仪中的列鼎制度，是周礼重要的组成部分。鼎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随葬多少数量的鼎，一定要和墓主的身份一致。《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云：“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与此相配，奇数的鼎要配置偶数的簋，即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而平民百姓的墓按规定是不能用礼器的。西周晚期，列鼎制度受冲击，铜礼器开始出现简化、世俗化现象，在这个潮流影响下，秦墓开始大量使用仿铜陶礼器，仿铜陶礼器是一种特殊的礼器形式，不同于实用陶器和铜器，纹饰和形制的模仿只是形式，做礼器之用才是真实的目的，它继承了西周中晚期铜器的组合和器物特征，从它出现、发展、成熟、到衰落的各个时期发展演变的轨迹观察，仿铜陶礼器的组合形式也有相应的变化，出现了多种组合形式，器形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哪个阶段，鼎和簋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它的使用就是遵循周礼的体现。
以考古发掘资料来分析仿铜陶礼器的具体表现。在宝鸡福临堡有仿铜陶礼器的7座墓葬里，M3、M1随葬3鼎2簋；M7随葬3鼎，无簋；M5、M11随葬1鼎，无簋；M4无鼎无簋。福临堡M1是唯一出土铜礼器的墓葬，出土铜礼器3鼎2簋，墓葬的规模是长3.75米，宽2.1米，深度14.5米；1983年八旗屯的发掘，在仅有的一座铜器墓M26中，其铜礼器的组合形式是鼎、壶、豆、盘……，和仿铜陶礼器组合相比，缺少簋，另外，M26东西向墓口残长4.28米，宽2.27米—2.42米，规模上不见得比其他竖穴墓大，比如M3长7.08米，南北宽5.02米—5.32米。从墓葬的形制、葬式、大小、头向等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些墓葬应是同一时期中小型秦墓无疑，而且铜礼器墓和仿铜陶礼器墓在使用上差别不大，这是其一；仿铜陶礼器的使用有一定的规格，但并不严谨，这是其二。如果用鼎簋礼制的标准去衡量，M3、M6是元士级别，M5、M11是下士级别，M4则是普通平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不外以下两种可能，首先，如果这些墓主的级别不够格使用礼器，则M3、M6、M7、M5、M11都僭越了周礼，虽未用铜礼器随葬，却采用以仿铜陶礼器的方式，掩盖僭越的事实。其次，如果这些墓主的级别有资格以铜礼器随葬，则以上9座墓都轻侮了周礼，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秦人本身就不拘泥于周礼，二是财力不足，无力使用铜礼器，或者无力使用完全的铜礼器。总之，无论上哪种情况，秦人“以陶代铜”，也要最大可能保持礼器的组合方式；反过来，尽管保持原有的组合方式，却“偷梁换柱”，使用这种廉价的材料替代。都表现了对传统丧葬礼制的继承和发展。
长期以来，秦人远离中原各国，过着半封闭式的游牧生活，相比三晋两周地区，宗族血亲意识比较淡漠，缺乏培养宗法等级观念的温床，却培养了秦人务实开拓的精神风貌和实用功利的价值取向，因为需要，他们可以不停的迁都，甚至和戎狄“和亲”，不为礼乐而师戎夷。同样，因为需要，他们接受周文化的熏陶，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所以，尽管被视为虎狼之国，却“佚而治，约而详，不烦有功，治之至也”（《苟子·强国》），从春秋五霸 ，到战国七雄，秦人一步步走来，偏安一隅的西陲小国，最终一统天下。这正是仿铜陶礼器研究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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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资料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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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承泰，蒋宏杰.南阳战国晚期至秦汉墓葬出土仿铜陶礼器研究[J].江汉考古，2011（2）：71.
作者简介：张娟妮（1968-），女，陕西咸阳，文博馆员，研究方向为文博研究。
【关键词】秦墓； 仿铜陶礼器；族属；周礼
【中图分类号】K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4-190-03
【本文著录格式】张娟妮.秦墓仿铜陶礼器的出现及意义[J].中国民族博览，2021，07（14）：190-192.
在早期墓葬发掘中，秦人墓葬大都以地域和时代去被定性和分期，很多秦人墓葬都被称作东周墓、春秋战国墓等，后来，随着发掘墓葬的越来越多，屈肢葬、竖穴土圹、洞式墓、头西脚东、随葬的仿铜陶礼器等墓葬风格集中凸显出来，人们发现，这类墓葬的的分布和自然地理地缘有关，更有区域文化因素，和秦人有着很深的族渊关系，这才确立了秦墓独立的文化地位，现在这些墓葬特征已成为秦墓认定的一个重要依据。丧葬礼仪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随葬品又是丧葬礼仪最重要的物质形态之一，有着鲜明特征的仿铜陶礼器对秦人以及秦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秦墓中仿铜陶礼器的确认
秦人的仿铜陶礼器最先出现在关中西部春秋早期的墓葬中。其中下面四处秦人墓地的考古发掘尤其重要。
福临堡秦墓。福临堡位于宝鸡市西郊的金台区，1959年12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发掘队在福临堡，发掘清理10座东周早期墓葬，10座墓葬的形制都是长方形竖穴，墓圹长2.2米—3.7米，宽1.2米—2.1米，墓底上距地表7.3米—14.5米，有3座墓葬式不清，其余7座均为屈肢葬，头西脚东。10座墓葬的排列有一定的规律性，没有打破关系，自北向南似乎有意分为3排，10座墓葬，有3座（M8、M9、M10）没有随葬品，1座（M1）随葬大量铜器，不见陶器，其余6座墓葬共出土陶器39件，少的有3件、多的有12件，这些陶器均为轮制、泥质灰陶、都不是日常实用器，它的“纹饰有勾连雷纹、十字纹和三角纹，大体和铜器上的纹饰相似。有很多陶器的器形，亦仿铜器制作，在两侧多有做出柳钉或兽形耳。当时，秦墓还被归为东周墓，这些陶器也只被观察到不同于其他周人墓随葬品而已，还没有被定性“仿铜陶礼器”，后来，随着发现的越来越多，这批陶器逐渐成为仿铜陶礼器秦墓分期的标准器。所以，福临堡所出的仿铜陶礼器，无论是发掘的时间还是它所出的时代，目前为止是关中秦墓关于仿铜陶礼器最早的发现和描述。
西高泉秦墓。西高泉位于宝鸡陈仓区虢镇东。1978年，宝鸡市博物馆在宝鸡西高泉发掘的3座秦墓，东西排列成行，M1随葬铜器22件，没有簋鼎。M2、M3为仿铜陶礼器墓，相隔2米左右，长1.90米—3.30米，宽1.47米—2米，墓型为竖穴墓，多为车马器和兵器。随葬的陶器33件，其中M2出土15件，M3出土18件，均为仿铜陶礼器，制作精细，多采用轮制，不少陶器纹饰规整，一笔一画都不草率，器形有鼎、盆、簋、豆等，类似于福临堡早期墓葬陶器，这3座墓葬也应该是春秋早期。
高庄秦墓地。高庄秦墓地位于凤翔县城南，西与八旗屯毗邻，1977年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在此发掘秦墓46座，墓葬形制分竖穴、洞室，各类随葬品1100多件，在23件陶鼎里，有7件六式鼎“仿同期铜鼎，敛口，寰底，附耳外张，兽腿，根部发达，盖上有三个半圆钮，通体用红、白彩绘卷云纹”；21件陶簋，Ⅰ式陶簋2件，“仿同期的铜簋，敛口，鼓腹，圈足外撇，盖上有圆形捉手，均用朱红或朱红与白色相间彩绘”；陶壶32件，Ⅰ式陶壶6件，“仿同期铜壶......腹绘勾连雷纹，圈足绘三角云纹，耳绘折线及宽带纹，盖绘三角云纹、宽带等”。高庄秦墓所出的仿铜陶礼器的组合与八旗屯三期相同，为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
八旗屯秦墓。八旗屯位于凤翔县城南，1976年和1983年，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先后两次对先期发现的秦墓进行了发掘。第一次发掘，清理了40座秦墓、只有1座洞室墓，其余墓葬都是竖穴墓，墓口长4.8米—2.5米、宽2.7米—1.5米.头向西北，墓葬由南向北排列成行，有直肢和屈肢两种葬式，墓葬分为六期，一至三期为春秋时期（18座），一期随葬品主要是铜礼器，二期开始至三期随葬大量彩绘仿铜陶礼器，四到六期为战国时期（22座），随葬的仿铜陶礼器从早期开始已无彩绘；1983年9月，雍城考古队在八旗屯又发掘春秋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秦墓26座。其中竖穴墓20座，洞室墓6座。归纳13座随葬品完整的陶器墓葬，有五种陶器组合方式，最早的就是仿铜陶礼器的组合，器形有鼎、簋、壶、豆、盘等，这种组合應该是春秋晚期仿铜陶礼器完整的组合形式。通过上面的几处秦人墓地的发掘资料，特别是对比同时期陶礼器和铜礼器的型制和组合方式，确立了仿铜陶礼器秦墓的分期，福临堡M3、M6、M7，西高泉M2、M3，八旗屯第2、第3组等属于春秋早期墓，仿铜陶礼器开始出现；76风八BM11，M103，77风高M12等属于春秋中晚期墓，这是仿铜陶礼器发展和鼎盛阶段；76风八CM5、BM 29，77凤高M24、M27等属于战国中期墓，仿铜陶礼器走向衰落。后来，关中地区又陆续在咸阳黄家沟、任家咀、坡刘、西安半坡、北郊、南郊、临潼等发现大小秦人墓地20余处，墓葬数千座，也都基本沿用着上面的分期。
二、仿铜陶礼器是秦人的族属符号
关中秦墓里目前能被确认的最早仿铜陶礼器是在春秋早期，而这类器物，在殷商晚期的墓葬里就已存在，在殷墟的发掘中，“殷墟文化第四期偏晚阶段，一些墓葬中出现了一组新的随葬品，该组随葬片为陶质，但其型式与同时期青铜礼器相同，实为仿制当时的青铜礼器”，这些仿制青铜的陶礼器在外部造型、图案装饰与铜礼器相像，它的特征和关中秦墓里的仿铜陶礼器一致，只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器形上，殷商多是爵、盉等酒器，秦人更多的是鼎、簋等食用器罢了，二者之间族源的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 秦人起源于东夷部落，和殷商之民都属于凤鸟氏，有着共同的图腾崇拜，《诗经·商颂·玄鸟》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秦本纪》有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这种传说中的同源同祖关系，在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佐证，1998年在甘肃圆顶山秦人墓地发现的春秋初期随葬车马和“安阳殷墟殷代车马坑的殉马都是被处死后下葬的，形态较规矩，无挣扎现象，而与西周王畿周人车马坑典型殉马方式有明显区别”。再结合两地大量墓葬资料的研究对比，人们发现，春秋秦墓和同一区域内的周人墓葬在葬式、头向、人殉等埋葬习俗有很大不同，而与东夷部落以及商代的遗存很相似，这些发现足以说明“秦国统治者与商文化及东夷文化有着较为紧密的历史渊源关系”。所以，如果说圆顶山车马坑的发现是孤例的话，那么关中和殷墟两地的仿铜陶礼器这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则更有说服力，仿铜陶礼器在这里作为一个类似凤鸟图腾的符号，折射出秦人和殷商同源同祖的关系。
论及秦人和殷商同源同祖的关系，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缺乏殷商晚期到春秋早期这个环节，应该说目前能确定为秦的文化遗存，年代范围基本在春秋早期，西周初年以后的几百年历史比较虚幻，对应的文化遗存也比较模糊，分析原因，应该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秦人的实力和文化底蕴还不够强大和深厚，即“非子封秦”，也只是周的“附庸”，处在这样一个地位卑微的地位，是不可能形成独立的文化体系。第二，秦人活动的区域在陕西关中西部和甘肃东部的陇山以西地区，关中西部在西周一代是畿内要地，陇西也属于西周的势力范围，秦文化的元素很可能为周文化同化或掩盖，到了西周晚期，随着周文化“礼崩乐坏”，秦文化的特色才凸显出来。所以尽管有专家认为“早期秦文化的形成，应该是西周晚期的后段”，但并不否认秦文化的渊源，殷商末期到西周晚期这一阶段仿铜陶礼器变化递进的轨迹有待于今后更多的考古发现。
论及秦人和殷商同源同祖的关系，还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那就是同时代的三晋两周地区在战国以前基本上还保持着传统的丧葬制度，随葬依旧，战国中期以后才普遍以陶代铜，比秦国晚了几百年。比如，被誉为关中与南方各地交流枢纽、南北文化融合辐辏的南阳，在“战国晚期前段，韩文化传统的陶壶是唯一一件仿铜陶礼器；战国晚期中段，楚文化影响下的土著风格的仿铜陶礼器组合出现，到战国晚期后段，融汇了战国秦、楚、韩文化传统的新型仿铜陶礼器组合诞生并迅速发展，在西汉以后取得了统治地位”。抛开简单的区域观念，从纵深的文化渊源和族群归属的角度去探究，这些都不难解释，出现在殷墟文化四期的仿铜陶礼器的葬俗没有直接影响到地理位置更近的中原各国，反而是距离更远的秦人承续了这个传统，也从另一个方面旌示了秦人的族属，地处在周人的管辖区域，却习用商人的习俗，是因为属于同一个族属，而中原各国大都是姬周宗亲，和殷商的关系自然就缺乏一种亲缘性，仿铜陶礼器使用的滞后性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仿铜陶礼器是秦人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
秦人起源于东夷，擅长牧养牲畜，先祖伯益，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赐姓为赢，殷商末年，伯益的后人中潏跟随着商王武乙西征，到达了戎羌的腹地犬丘，“在西戎，保西垂”，商朝灭亡后，秦人地位慢慢提高，周孝王时，首领非子养马有功，受封于秦，成为周的附庸，虽然封地不足25千米，但“非子息马，厥号秦嬴，礼乐射御，西垂有声”（司马贞《史记索隐》），这才有了今天秦人的概念。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天子有功，被封为诸侯，享领岐山以西之地，秦人从游牧生活终于过渡为定居的农耕时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所以在秦人发展壮大过程中，周文化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秦墓中的仿铜陶礼器就反映了秦人对周礼所代表的丧葬礼仪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西周时期，礼仪制度不仅仅是文化现象和成果，更是一项政治制度，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从道德和制度上建立一套“明贵贱、辨等列”（《左转·隐公五年》）的秩序和规范，礼器是礼仪制度物化的形态，所谓“信以守器，器以藏礼”（《左转·成公二年》）。礼器的种类很多，鼎和簋是最基本的器形，鼎和簋的使用和配置也就是丧葬礼仪中的列鼎制度，是周礼重要的组成部分。鼎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随葬多少数量的鼎，一定要和墓主的身份一致。《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云：“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与此相配，奇数的鼎要配置偶数的簋，即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而平民百姓的墓按规定是不能用礼器的。西周晚期，列鼎制度受冲击，铜礼器开始出现简化、世俗化现象，在这个潮流影响下，秦墓开始大量使用仿铜陶礼器，仿铜陶礼器是一种特殊的礼器形式，不同于实用陶器和铜器，纹饰和形制的模仿只是形式，做礼器之用才是真实的目的，它继承了西周中晚期铜器的组合和器物特征，从它出现、发展、成熟、到衰落的各个时期发展演变的轨迹观察，仿铜陶礼器的组合形式也有相应的变化，出现了多种组合形式，器形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哪个阶段，鼎和簋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它的使用就是遵循周礼的体现。
以考古发掘资料来分析仿铜陶礼器的具体表现。在宝鸡福临堡有仿铜陶礼器的7座墓葬里，M3、M1随葬3鼎2簋；M7随葬3鼎，无簋；M5、M11随葬1鼎，无簋；M4无鼎无簋。福临堡M1是唯一出土铜礼器的墓葬，出土铜礼器3鼎2簋，墓葬的规模是长3.75米，宽2.1米，深度14.5米；1983年八旗屯的发掘，在仅有的一座铜器墓M26中，其铜礼器的组合形式是鼎、壶、豆、盘……，和仿铜陶礼器组合相比，缺少簋，另外，M26东西向墓口残长4.28米，宽2.27米—2.42米，规模上不见得比其他竖穴墓大，比如M3长7.08米，南北宽5.02米—5.32米。从墓葬的形制、葬式、大小、头向等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这些墓葬应是同一时期中小型秦墓无疑，而且铜礼器墓和仿铜陶礼器墓在使用上差别不大，这是其一；仿铜陶礼器的使用有一定的规格，但并不严谨，这是其二。如果用鼎簋礼制的标准去衡量，M3、M6是元士级别，M5、M11是下士级别，M4则是普通平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不外以下两种可能，首先，如果这些墓主的级别不够格使用礼器，则M3、M6、M7、M5、M11都僭越了周礼，虽未用铜礼器随葬，却采用以仿铜陶礼器的方式，掩盖僭越的事实。其次，如果这些墓主的级别有资格以铜礼器随葬，则以上9座墓都轻侮了周礼，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秦人本身就不拘泥于周礼，二是财力不足，无力使用铜礼器，或者无力使用完全的铜礼器。总之，无论上哪种情况，秦人“以陶代铜”，也要最大可能保持礼器的组合方式；反过来，尽管保持原有的组合方式，却“偷梁换柱”，使用这种廉价的材料替代。都表现了对传统丧葬礼制的继承和发展。
长期以来，秦人远离中原各国，过着半封闭式的游牧生活，相比三晋两周地区，宗族血亲意识比较淡漠，缺乏培养宗法等级观念的温床，却培养了秦人务实开拓的精神风貌和实用功利的价值取向，因为需要，他们可以不停的迁都，甚至和戎狄“和亲”，不为礼乐而师戎夷。同样，因为需要，他们接受周文化的熏陶，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所以，尽管被视为虎狼之国，却“佚而治，约而详，不烦有功，治之至也”（《苟子·强国》），从春秋五霸 ，到战国七雄，秦人一步步走来，偏安一隅的西陲小国，最终一统天下。这正是仿铜陶礼器研究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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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娟妮（1968-），女，陕西咸阳，文博馆员，研究方向为文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