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人类学的文学化写作”发展过程中，人类学小说的创作备受人类学家和文学家们的青睐。人类学小说的出现不仅提供了一种跨越多学科多种文体交杂的文学形式，对当代文学的文体变革有着重要的意义；且对提高读者对地方文化的接受和认知度，对塑造社会公众文化意识，同样有着可贵的价值。
【关键词】人类学小说；文学创作；融合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4-181-03
【本文著录格式】陈子靓.浅谈人类学小说创作[J].中国民族博览，2021，07（14）：181-183.
学界中，以民族志为表述载体的人类学与文学的融通，早已存在，历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年会也会对“文学的人类学书写”和“人类学书写的文学性”进行相关讨论，由此，人类学的文学化写作，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在文学批评方面，开始逐渐具备“合法性”。格尔茨曾在《文化的解释》中表示，人类学家完成的民族志中，使人信服的并不是经过田野调查得来的东西，而是经过作者“写”出来的。因此，他把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与文学家放到一起去强调“作者功能”，他认可人类学写作具有文学性。自人类学研究开展以来，人类学家们借助文学的形式来展现其研究成果并非新事。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就被公认为是用优美的文笔写出的经典人类学著作。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也涌现一批这样的作家，如阿来、韩少功、赵宇共、潘年英、霍香结等，他们的创作或是通过记录传统本土文化来构筑“乡土中国”的宽阔蓝图，或是借助神话和巫术来建构他们想象中的文學世界，他们的小说大部分通过描述原始思维、他者（异族）文化等主题来体现人类学思想。
对人类学小说的创作，我国最为经典也是最早开始尝试这一写作的便是林耀华先生，他的人类学著作《金翼》借鉴了传统小说的形式，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而是如它的副标题所揭示的，它是“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这本著作既是“本土人类学”的代表作，也是我国人类学发展的里程碑，极大地启发了文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的交叉融合。
潘年英教授在写作《木楼人家》时，深受林耀华先生《金翼》一书写作方式的启发。《木楼人家》中，潘年英将其故乡盘村一年中的各类农事劳动以一个完整的农业周期展现了出来，从正月到十二月的各类农事细节在故事中得以体现，使得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民族志的特点和人类学的内涵。写作上，潘年英减少甚至避开了传统小说创作中的虚构和想象，在他的创作当中，基本以写实为主，并在叙述的过程里穿插着各类地方性知识的梳证与考据，近似于人类学中用以记录文化的“深描”。与此同时，在形式上，潘年英的文学作品却是借鉴了传统文学的形式，他的系列小说和散文，在以地方性知识为材料背景的基础上，有人物塑造，有形象刻画，有故事情节。于是，潘年英教授便把他自己这一独特的写作模式称为“人类学笔记体”，并将《故乡信札》《木楼人家》和《伤心篱笆》这三本在人类学思想指导下搜集材料并进行创作的“故乡三部曲”，称为“潘年英人类学笔记系列”。对“人类学笔记系列”的写作，他曾在访谈里表示：“‘笔记系列’是我有意为之的作品，即刻意用人类学思想指导的小说创作，或者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达着我的人类学思想。”在《伤心篱笆》的序言中他也指出：“我得承认，我的创作的确渗透着一种人类学的思想。”“笔记系列”的灵活与自由在潘年英教授的最新作品中也得以了延续，新的作品集里他借小说和散文为载体，记录了他20年的行走中所观察到的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现象，以及他对这些现象的深入思考。
潘年英的最新作品集——“一个人的文学世界”系列作品，即讲述更族摄影师尼巴为治愈噩梦的疾病而游走于西南少数民族村寨的《解梦花》，讲述记忆中四座老屋的故事的《河畔老屋》，讲述老东难以忘却的故乡情怀的《桃花水红》，及展示主人公在情欲里迷失了自我的《敲窗的鸟》和描写作者在“田野工作”中所见的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文化风情的散文集《山河恋》，这五部新作与“故乡三部曲”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一部宏大的“盘村叙事”。然而在整体创作上，潘年英有了更大的突破，在笔者看来，这一突破便是“自由”，一是写作形式更加自由了，以《解梦花》为例，无论是叙述人称还是文本结构，都具有浓厚的现代性色彩，这是相对于“故乡三部曲”的创作来说，最大的改变。二是对故乡的言说更加自由了，在新作中，潘年英不再是像《木楼人家》或是《故乡信札》那样从一个村寨到一户人家再到一个个体来慢慢分解民族文化生活，而是直接以主人公个人的命运入手，去推动挖掘本土文化的价值，这样更为细致的笔法，是他在叙事策略上的一大改变，也是他“现代性”视角的进一步扩展。由此，潘年英“人类学笔记”的写作也进入了一个更为“自由”的状态。
另一位坚持进行人类学小说创作的作家是阿来。2018年阿来凭借中篇小说《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成为“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双料得主。阿来“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尘埃落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部分读者对藏区以及藏族文化的印象，在2018年，阿来将其于2009年出齐的《空山》（三部曲）整理并改名为《机村史诗》后重新出版，由此搭建了一幅藏族乡村人物的时代群像，为读者更全面、细致地理解藏族文化留下了纪念碑式的文字。
《蘑菇圈》主人公阿妈斯炯是机村中一名普通的藏族农村妇女，她奔忙于自己的生活，没有宏伟志向，亦没有卓越能力，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她的经历来窥探整个机村近60年的发展历程，包括机村藏族村民的生活史与精神史，因此《蘑菇圈》虽为中篇却被称为“一部优美的藏文化小史诗”。小说中“新”与“变”是机村历史发展的主题，在历史进程里，机村人接受了最为直接的现代性冲击，从而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态环境与伦理文化。小说中故事的叙述方式同属于《机村史诗》所采用的“机村叙事”，也正是“机村叙事”使阿来的《机村史诗》达到人类学小说新的高度。在《机村史诗》中作者一方面非常重视讲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将乡村写出现代感。阿来将《机村史诗》视为“一部藏族村庄从上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的编年史”，在其中讲述了“社会与自然”两大主题，在叙事与主题内容上，阿来的突破便在于无论是机村自然还是社会角度的“现代化”，都与中国整体环境有着同步性，他不再只是简单地记录或是放大藏族文化，而是试图通过寻找藏族乡村文化与中国乡村发展的共同性，来超越当下的本质主义民族观念。 除了人类学家们采用小说的形式写作的作品，我们再从文学与人类学融合的这个视野来看当代小说创作。新时期以来，许多小说书写族群文化，具有民族志般的文化记忆功能。这些小说借助人类学的方法、手段来写作文学文本，在对“地方”“族群”的描写中，对自然风貌、人文风情进行追本溯源的、真实生动的描绘，呈现出鲜明的书写“地方性知识”的特色，具有明确的人类学知识背景和学術视野，但它们依然属于文学创作，而非人类学研究。比如赵宇共的《走婚》和《炎黄》。
《走婚》向读者展示了仰韶时期母系氏族社会生活的全景，并揭示了母系氏族社会走向衰落的必然性。小说中多以注释的形式来进行人类学知识解说，比如，书中的补天描写在许多地方是对“女娲补天”神话的人类学阐释，小说详细地描述了补天的祭祀仪式和过程，将远古巫文化知识融入其中，并以注释的形式指出这个情节的知识依据。《炎黄》则描写了黄帝时期中华民族三个著名的伟大始祖——黄帝、炎帝、蚩尤——之间的争斗与融合，并最终形成华夏民族的历史。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霍香结，在2017年下半年，他以一部长篇小说《灵的编年史》震撼文学界，这部百科全书样式的长篇小说，以大元即13世纪上下至21世纪中期一千年的时间跨度，以欧亚大陆直抵中国腹地的空间幅度，抟取中西方知识的精华，虚构了一种“法穆知识”，并以该知识波及的个人命运、历史褶皱、伦理转换为书写场地，展示出复杂的世界观和庞大的知识系统，并显现出向内探求的微妙和深度，显示了作者文字创世的野心与能力。《灵的编年史》是对“灵”的兴衰及时代关系的考辨，霍香结围绕着“法穆”的知识，在事实与虚构之间不停地跳跃，同时融合了辽阔的历史背景，将宇宙演变、历史发展、哲学思考与文学故事构筑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文化体系。古典学术学者向以鲜在评价霍香结的长篇小说《灵的编年史》时，认为这篇小说以神学口吻为这个庸常世界打开一扇隐秘又辽阔的法门。正如《法穆攻略：<灵的编年史>题解》一文中所说，读此书就像是通过对它的体认来完成一段旅程，充满知识性且此类知识在未经此书昭示之前是呈无处不在的散落状态的隐秘之密；这旅程的执行者（包括作者与读者）唯有以隐秘的体悟来接近对此行程的认知，尽管这种“接近”更像是一种对已有之物的确认，而并非决定。即：“无论如何，旅程是实实在在、万古不变地存在的，这不取决于你是否意识得到它的存在。”于是我们更能认清作者写作此书的价值，不是讲述一个有趣荒诞的故事，也是不创造一个新颖独特的形式，而是为了将那些分散于各处的知识勾连起来，以一种无始无终的环形结构呈现出来，将那些处在散落状态的隐秘之密摆在世人面前。
作者在2010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地方性知识》时便有这样的写作势头。在谈及他的创作时，他表示《地方性知识》是有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子的。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的那几部大作像是集合了原始部落的各粒珍珠呈现出来的盛宴，而霍香结在《地方性知识》一书中梳理的“汤厝”村治史，可以看作近现代中国乡村史的标本。王炜在《漫游，以及作为变数的地方性关于霍香结《地方性知识》一文中评价道：“《地方性知识》中虽然也能看到有特点的人物，但这些人物是“功能性”的存在。霍香结对‘汤厝’各种代表人物和村治史的记述，有助于祛除那种在一个地域、在一些人们头脑中的，被使用于文化想象的迷狂意识。”由此，《地方性知识》体现出了文学创作对知识性的强调和对生活文化的深入思考，是一部有认知人类学性质的小说。
叶舒宪在《人类学小说热潮背后潜隐着文化反思与批判精神》一文中简单概括了人类学小说的特征：“一是他者性，即以文化他者的另类眼光来打破正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启发对文化多样性的思考；人类学小说的另一共同特色是带有相当色彩的学术性和争鸣色彩。”相比于传统文学小说的创作，人类学小说是在一个开始重新认识他者、异民族和原始文化的氛围下催生并不断发展的，其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和对“他者”文化价值的正视不言而喻，这使得人类学小说大都充满着寓意性，在人类学小说中的人物设定和情节设置都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对所描写的文化的价值思考与判断。与此同时，人类学小说当中所体现的学术性也是其他小说不可比拟的，田野调查的基础，宗教、历史知识的积淀等在人类学小说中的呈现是其学术性质的最佳证明。
人类学小说创作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跨越多学科多种文体交杂的文学形式，其将知识转化为文学方式的表述，对当代文学的文体变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其对地方性知识的解读因为人类学本身的科学性和知识性，使其在发挥文化诗学的认知效应时，能提高读者对文化的接受和认知度，对塑造社会公众意识，有着可贵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叶淑媛.民族志小说：新时期小说研究的新视域[J].文艺争鸣，2013（4）：63-67.
[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3]权雅宁.神话历史如何重构[J].思想战线，2013（5）：40-44.
[4]杨翠周.潘年英小说的人类学解读[J].民族文学研究，2004（3）：51-55.
[5]徐杰舜，潘年英.笔记人类学：我的情有独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二十四[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47-52.
[6]徐杰舜.笔记人类学：我的情有独钟[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
[7]潘年英.伤心篱笆序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8]潘年英.解梦花[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9]潘年英.河畔老屋[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10]潘年英.桃花水红[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11]潘年英.敲窗的鸟[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12]潘年英.山河恋[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13]阿来.蘑菇圈[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
[14]阿来.机村史诗[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15]宋学青.《蘑菇圈》：乡村挽歌的诗意书写[J].阿来研究，2018（2）.
[16]郑少雄.阿来如何反思藏边村庄的命运：从《空山》到《机村史诗》[J].新视野，2019.（1）：122-128.
[17]叶淑媛.民族志小说：新时期小说研究的新视域[J].文艺争鸣，2013（4）：63-67.
[18]赵宇共.走婚[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19]赵宇共.炎黄[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20]霍香结.灵的编年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21]霍香结.灵的编年史评论集结.《收获》.[J].2018.
[22]王炜.漫游，以及作为变数的地方性关于霍香结《地方性知识》[J].上海文化，2011（1）：72-76.
[23]叶舒宪.人类学小说热潮背后潜隐着文化反思与批判精神[N].文艺报，2006-03-25.
作者简介：陈子靓（1994-），女，湖南益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关键词】人类学小说；文学创作；融合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4-181-03
【本文著录格式】陈子靓.浅谈人类学小说创作[J].中国民族博览，2021，07（14）：181-183.
学界中，以民族志为表述载体的人类学与文学的融通，早已存在，历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年会也会对“文学的人类学书写”和“人类学书写的文学性”进行相关讨论，由此，人类学的文学化写作，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在文学批评方面，开始逐渐具备“合法性”。格尔茨曾在《文化的解释》中表示，人类学家完成的民族志中，使人信服的并不是经过田野调查得来的东西，而是经过作者“写”出来的。因此，他把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与文学家放到一起去强调“作者功能”，他认可人类学写作具有文学性。自人类学研究开展以来，人类学家们借助文学的形式来展现其研究成果并非新事。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就被公认为是用优美的文笔写出的经典人类学著作。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也涌现一批这样的作家，如阿来、韩少功、赵宇共、潘年英、霍香结等，他们的创作或是通过记录传统本土文化来构筑“乡土中国”的宽阔蓝图，或是借助神话和巫术来建构他们想象中的文學世界，他们的小说大部分通过描述原始思维、他者（异族）文化等主题来体现人类学思想。
对人类学小说的创作，我国最为经典也是最早开始尝试这一写作的便是林耀华先生，他的人类学著作《金翼》借鉴了传统小说的形式，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而是如它的副标题所揭示的，它是“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这本著作既是“本土人类学”的代表作，也是我国人类学发展的里程碑，极大地启发了文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的交叉融合。
潘年英教授在写作《木楼人家》时，深受林耀华先生《金翼》一书写作方式的启发。《木楼人家》中，潘年英将其故乡盘村一年中的各类农事劳动以一个完整的农业周期展现了出来，从正月到十二月的各类农事细节在故事中得以体现，使得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民族志的特点和人类学的内涵。写作上，潘年英减少甚至避开了传统小说创作中的虚构和想象，在他的创作当中，基本以写实为主，并在叙述的过程里穿插着各类地方性知识的梳证与考据，近似于人类学中用以记录文化的“深描”。与此同时，在形式上，潘年英的文学作品却是借鉴了传统文学的形式，他的系列小说和散文，在以地方性知识为材料背景的基础上，有人物塑造，有形象刻画，有故事情节。于是，潘年英教授便把他自己这一独特的写作模式称为“人类学笔记体”，并将《故乡信札》《木楼人家》和《伤心篱笆》这三本在人类学思想指导下搜集材料并进行创作的“故乡三部曲”，称为“潘年英人类学笔记系列”。对“人类学笔记系列”的写作，他曾在访谈里表示：“‘笔记系列’是我有意为之的作品，即刻意用人类学思想指导的小说创作，或者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达着我的人类学思想。”在《伤心篱笆》的序言中他也指出：“我得承认，我的创作的确渗透着一种人类学的思想。”“笔记系列”的灵活与自由在潘年英教授的最新作品中也得以了延续，新的作品集里他借小说和散文为载体，记录了他20年的行走中所观察到的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现象，以及他对这些现象的深入思考。
潘年英的最新作品集——“一个人的文学世界”系列作品，即讲述更族摄影师尼巴为治愈噩梦的疾病而游走于西南少数民族村寨的《解梦花》，讲述记忆中四座老屋的故事的《河畔老屋》，讲述老东难以忘却的故乡情怀的《桃花水红》，及展示主人公在情欲里迷失了自我的《敲窗的鸟》和描写作者在“田野工作”中所见的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文化风情的散文集《山河恋》，这五部新作与“故乡三部曲”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一部宏大的“盘村叙事”。然而在整体创作上，潘年英有了更大的突破，在笔者看来，这一突破便是“自由”，一是写作形式更加自由了，以《解梦花》为例，无论是叙述人称还是文本结构，都具有浓厚的现代性色彩，这是相对于“故乡三部曲”的创作来说，最大的改变。二是对故乡的言说更加自由了，在新作中，潘年英不再是像《木楼人家》或是《故乡信札》那样从一个村寨到一户人家再到一个个体来慢慢分解民族文化生活，而是直接以主人公个人的命运入手，去推动挖掘本土文化的价值，这样更为细致的笔法，是他在叙事策略上的一大改变，也是他“现代性”视角的进一步扩展。由此，潘年英“人类学笔记”的写作也进入了一个更为“自由”的状态。
另一位坚持进行人类学小说创作的作家是阿来。2018年阿来凭借中篇小说《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成为“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双料得主。阿来“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尘埃落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部分读者对藏区以及藏族文化的印象，在2018年，阿来将其于2009年出齐的《空山》（三部曲）整理并改名为《机村史诗》后重新出版，由此搭建了一幅藏族乡村人物的时代群像，为读者更全面、细致地理解藏族文化留下了纪念碑式的文字。
《蘑菇圈》主人公阿妈斯炯是机村中一名普通的藏族农村妇女，她奔忙于自己的生活，没有宏伟志向，亦没有卓越能力，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她的经历来窥探整个机村近60年的发展历程，包括机村藏族村民的生活史与精神史，因此《蘑菇圈》虽为中篇却被称为“一部优美的藏文化小史诗”。小说中“新”与“变”是机村历史发展的主题，在历史进程里，机村人接受了最为直接的现代性冲击，从而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态环境与伦理文化。小说中故事的叙述方式同属于《机村史诗》所采用的“机村叙事”，也正是“机村叙事”使阿来的《机村史诗》达到人类学小说新的高度。在《机村史诗》中作者一方面非常重视讲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将乡村写出现代感。阿来将《机村史诗》视为“一部藏族村庄从上世纪50年代到世纪末的编年史”，在其中讲述了“社会与自然”两大主题，在叙事与主题内容上，阿来的突破便在于无论是机村自然还是社会角度的“现代化”，都与中国整体环境有着同步性，他不再只是简单地记录或是放大藏族文化，而是试图通过寻找藏族乡村文化与中国乡村发展的共同性，来超越当下的本质主义民族观念。 除了人类学家们采用小说的形式写作的作品，我们再从文学与人类学融合的这个视野来看当代小说创作。新时期以来，许多小说书写族群文化，具有民族志般的文化记忆功能。这些小说借助人类学的方法、手段来写作文学文本，在对“地方”“族群”的描写中，对自然风貌、人文风情进行追本溯源的、真实生动的描绘，呈现出鲜明的书写“地方性知识”的特色，具有明确的人类学知识背景和学術视野，但它们依然属于文学创作，而非人类学研究。比如赵宇共的《走婚》和《炎黄》。
《走婚》向读者展示了仰韶时期母系氏族社会生活的全景，并揭示了母系氏族社会走向衰落的必然性。小说中多以注释的形式来进行人类学知识解说，比如，书中的补天描写在许多地方是对“女娲补天”神话的人类学阐释，小说详细地描述了补天的祭祀仪式和过程，将远古巫文化知识融入其中，并以注释的形式指出这个情节的知识依据。《炎黄》则描写了黄帝时期中华民族三个著名的伟大始祖——黄帝、炎帝、蚩尤——之间的争斗与融合，并最终形成华夏民族的历史。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霍香结，在2017年下半年，他以一部长篇小说《灵的编年史》震撼文学界，这部百科全书样式的长篇小说，以大元即13世纪上下至21世纪中期一千年的时间跨度，以欧亚大陆直抵中国腹地的空间幅度，抟取中西方知识的精华，虚构了一种“法穆知识”，并以该知识波及的个人命运、历史褶皱、伦理转换为书写场地，展示出复杂的世界观和庞大的知识系统，并显现出向内探求的微妙和深度，显示了作者文字创世的野心与能力。《灵的编年史》是对“灵”的兴衰及时代关系的考辨，霍香结围绕着“法穆”的知识，在事实与虚构之间不停地跳跃，同时融合了辽阔的历史背景，将宇宙演变、历史发展、哲学思考与文学故事构筑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文化体系。古典学术学者向以鲜在评价霍香结的长篇小说《灵的编年史》时，认为这篇小说以神学口吻为这个庸常世界打开一扇隐秘又辽阔的法门。正如《法穆攻略：<灵的编年史>题解》一文中所说，读此书就像是通过对它的体认来完成一段旅程，充满知识性且此类知识在未经此书昭示之前是呈无处不在的散落状态的隐秘之密；这旅程的执行者（包括作者与读者）唯有以隐秘的体悟来接近对此行程的认知，尽管这种“接近”更像是一种对已有之物的确认，而并非决定。即：“无论如何，旅程是实实在在、万古不变地存在的，这不取决于你是否意识得到它的存在。”于是我们更能认清作者写作此书的价值，不是讲述一个有趣荒诞的故事，也是不创造一个新颖独特的形式，而是为了将那些分散于各处的知识勾连起来，以一种无始无终的环形结构呈现出来，将那些处在散落状态的隐秘之密摆在世人面前。
作者在2010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地方性知识》时便有这样的写作势头。在谈及他的创作时，他表示《地方性知识》是有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子的。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的那几部大作像是集合了原始部落的各粒珍珠呈现出来的盛宴，而霍香结在《地方性知识》一书中梳理的“汤厝”村治史，可以看作近现代中国乡村史的标本。王炜在《漫游，以及作为变数的地方性关于霍香结《地方性知识》一文中评价道：“《地方性知识》中虽然也能看到有特点的人物，但这些人物是“功能性”的存在。霍香结对‘汤厝’各种代表人物和村治史的记述，有助于祛除那种在一个地域、在一些人们头脑中的，被使用于文化想象的迷狂意识。”由此，《地方性知识》体现出了文学创作对知识性的强调和对生活文化的深入思考，是一部有认知人类学性质的小说。
叶舒宪在《人类学小说热潮背后潜隐着文化反思与批判精神》一文中简单概括了人类学小说的特征：“一是他者性，即以文化他者的另类眼光来打破正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启发对文化多样性的思考；人类学小说的另一共同特色是带有相当色彩的学术性和争鸣色彩。”相比于传统文学小说的创作，人类学小说是在一个开始重新认识他者、异民族和原始文化的氛围下催生并不断发展的，其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和对“他者”文化价值的正视不言而喻，这使得人类学小说大都充满着寓意性，在人类学小说中的人物设定和情节设置都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对所描写的文化的价值思考与判断。与此同时，人类学小说当中所体现的学术性也是其他小说不可比拟的，田野调查的基础，宗教、历史知识的积淀等在人类学小说中的呈现是其学术性质的最佳证明。
人类学小说创作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跨越多学科多种文体交杂的文学形式，其将知识转化为文学方式的表述，对当代文学的文体变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其对地方性知识的解读因为人类学本身的科学性和知识性，使其在发挥文化诗学的认知效应时，能提高读者对文化的接受和认知度，对塑造社会公众意识，有着可贵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叶淑媛.民族志小说：新时期小说研究的新视域[J].文艺争鸣，2013（4）：63-67.
[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3]权雅宁.神话历史如何重构[J].思想战线，2013（5）：40-44.
[4]杨翠周.潘年英小说的人类学解读[J].民族文学研究，2004（3）：51-55.
[5]徐杰舜，潘年英.笔记人类学：我的情有独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二十四[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47-52.
[6]徐杰舜.笔记人类学：我的情有独钟[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
[7]潘年英.伤心篱笆序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8]潘年英.解梦花[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9]潘年英.河畔老屋[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10]潘年英.桃花水红[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11]潘年英.敲窗的鸟[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12]潘年英.山河恋[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
[13]阿来.蘑菇圈[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
[14]阿来.机村史诗[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15]宋学青.《蘑菇圈》：乡村挽歌的诗意书写[J].阿来研究，2018（2）.
[16]郑少雄.阿来如何反思藏边村庄的命运：从《空山》到《机村史诗》[J].新视野，2019.（1）：122-128.
[17]叶淑媛.民族志小说：新时期小说研究的新视域[J].文艺争鸣，2013（4）：63-67.
[18]赵宇共.走婚[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19]赵宇共.炎黄[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
[20]霍香结.灵的编年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21]霍香结.灵的编年史评论集结.《收获》.[J].2018.
[22]王炜.漫游，以及作为变数的地方性关于霍香结《地方性知识》[J].上海文化，2011（1）：72-76.
[23]叶舒宪.人类学小说热潮背后潜隐着文化反思与批判精神[N].文艺报，2006-03-25.
作者简介：陈子靓（1994-），女，湖南益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