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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女作家夏易在《看聂华苓的照片》中写道：“看聂华苓的照片，就知道她是个能支配环境，而不甘被环境支配的人。从眉梢、眼角，从笑容、风度，甚至从那微微向两边翘起的太阳眼睛的边缘，往往包藏不住地要泄露出她的聪明与能干来。”而了解一个面目真实、感情丰沛的聂华苓却不仅于于此。爱人安格尔离去后，聂华苓伤痛莫名：“我在写我们在威尼斯的回忆时，有时实在写不下去了，只好停笔。这些都引起种种回忆，又逢深秋，落叶一地。我也成了一片落叶，飘落在这小山上，无限凄凉。现在我才知道，夫妇白头偕老，才是最大的福。”这些年，她写回忆录，又这样描述自己的东南西北人的生活：“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是为三生三世。(编者)
作家档案
聂华苓，当代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1925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抵台湾定居并从事创作，曾任《自由中国》半月刊编辑，台湾大学、东海大学副教授。1964年离开台湾，应聘至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工作，致力于世界文化交流。1967年和丈夫安格尔创办“国际写作计划”组织，每年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前往爱荷华大学进修创作，让世界各地的作家实现了面对面的交流。同时主持美国爱荷华大学“翻译工作坊”，一直从事教学、写作和翻译等工作。
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王大年的几件喜事》《台湾轶事》，散文集《梦谷集》《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三十年后——归人札记》，翻译有《德莫福夫人》《美国短篇小说集》《遣悲怀》《没有点亮的灯》等作品。其他作品《爱荷华札记》《沈从文评传》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表。另著有回忆录《三生三世》《三生影像》。其文章《亲爱的爸爸妈妈》入选初中语文课本。聂华苓的作品以深邃的历史感表现现代中国的沧桑变化，抒写台湾中下层人们的乡愁和海外浪子的悲歌。创作坚持“融传统于现代，融西方于中国”的艺术追求。
母与子 聂华苓
我的弟弟汉仲，是母亲的长子，温顺敦厚，对母亲特别孝顺。1944年，抗日战争炙烈，他高中毕业，瞒着母亲，考取空军。母亲发现了，日夜哭泣。他在四川铜梁空军训练营中，终于接到母亲同意的信，那也是母亲爱子心切绞心断肠的决定。
汉仲于1948年随空军调到台湾嘉义，和徐文郁结了婚。三个弟妹跟他们以及文郁的家人住在嘉义。母亲和我们住在台北。
母亲在父亲去世以后，又逢战乱，生活虽艰苦，也没做过家务事。一到台湾，母亲就对我说：华苓，你一心去工作，家里事，我做!她烧饭、洗衣、擦地板、照顾孩子。
1951年，刚过了阴历年，汉仲特地从嘉义到台北来看母亲。自从1944年我去了中央大学，他突然去铜梁参加空军，我们姐弟还没见过面。他到台北来重聚，对母亲和我是件大事。母亲早早就准备了最重要的亭：藕汤、蒸肉、藕夹、珍珠丸子那些湖北莱。总得来点新鲜口味吧，以前从不下厨的母亲要做葱油饼。厨子杨宝三的德油饼倒是吃了不少。母亲想象着怎么做法，试了一次又一次。自从父亲突然丧生，我从没看见她那么快乐。
那年汉仲正好25岁。
他在台北三天，片刻不离母亲。母亲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母亲到厨房做饭，他也站在身边和她聊天，仿佛他要弥补失去的过去，歉疚无能为力的现在。他一身笔挺的军装，浓眉大眼，真是个俊美的男子。他离开台北的头天晚上，我那深沉含蓄的弟弟，还拖着我在几个榻榻米的房间里跳了一曲华尔兹舞：魂断蓝桥。
他回到嘉义。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去嘉义看他和另外三个弟妹。她回到台北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夜校教课，接到一位父执辈的电话，叫我下课后到他家去。
你弟弟完了!我进门劈头听到的第一句话。你弟弟在例行飞行中失事了。
我在悲痛中首先想到：如何告诉我那年轻守寡指望长子成龙成凤的母亲?我必须瞒着母亲，她心脏有毛病。
骑车回家已是午夜了。母亲还站在窗口等我。
母亲长长哦了一声；回来了!回来了。我担心，怕你出了事。
怎么会出亭?我忍着泪，勉强笑着说：下了课和几个同事聊天，聊晚了。
你还没有吃饭，菜都凉了，我来热一下吧。
吃过了，姆妈。我撒了个谎。
我极力避免面对母亲，每天工作到深夜回家，胡乱吃点什么就钻进卧房了。她常常借故来找我讲话。
姆妈，我太累了。我一面说，倒在床上。
她叹口气走开了。
汉仲在抗战时瞒着母亲投考空军，后来又不能供养母亲，只能常常给她写信。
过了一阵子，母亲终于忍不住了：汉仲好久不来信了。
他调到外岛去了，有任务嘛，不能和外界通信。
啊。
又过了一阵子。
汉仲还没有信。母亲又说。
不能通信嘛，没办法。我脸转到一边，不敢看母亲。
我照常从早工作到晚上十点，母亲照常做饭照顾薇薇，日子仿佛是老样子。殷海光那时还没结婚，和我家一起住在松江路《自由中国》社的房子。每天傍晚，他必到母亲房门口说：聂伯母，散散步吧。
那时的松江路周围是一片荒芜的田野。他和母亲一直散步到天黑，他们边走边谈。母亲回到家，脸色也不那么沉重了。我知道殷海光在用他的爱心，诱导母亲接受那椎心刺骨的丧子之痛。
那时妹妹月珍已到碧潭工作。华蓉和华桐在嘉义读书，暑假我才把他们接到台北。他们到后清理行李。
这是你哥哥的靴子嘛。母亲对华桐说。
哥哥不要了，给我穿。
母亲拿起靴子看了又看，靴子沾了泥。我一手把靴子抢过来，用一块破布使劲擦上面的泥土，那样子我就可以低头忍住眼泪。
母亲说：自己的皮鞋从来不擦，擦弟弟的旧靴子!
你哥哥好几个月不来信了。母亲对华桐说。
华桐，你自己擦擦吧。我转头对他说，只为不忍面对母亲。
华桐嗯了一声。
我连忙接着说：我说过嘛，他驻在外岛，秘密任务，不准和外界通信，家信也不能写。
你们在嘉义晓得他的消息吗?母亲问华桐。
哥哥很好，没有别的消息。
哦。他很好，我就放心了。母亲不露声色。儿子绝不能死，天经地义，不能表示怀疑，不能让人怀疑她怀疑。
我们就那样子瞒了母亲六个月。每个人都戴上太平无事的面具。
一天晚上，我教完课回家。
母亲躺在床上，见我劈头斩钉截铁地说：汉仲完了!
我哇的一下失声痛哭，忍了六个月的眼泪金涌出来了。
我做了个梦。母亲对我说，没有眼泪，我梦见汉仲来了，站在我面前，望着我说：姆妈，我对不起你，丢下你走了。我就醒了。这几个月来的点点滴滴，你们的脸色，你们躲躲藏藏不和我讲话，汉仲的靴子，华桐、华蓉到台北来了，现在都明白了。汉仲完了。你们不要骗我了。
母亲断断续续哭了一夜，第二天，她把父亲死后供奉多年的佛像、金刚经、大悲咒、心经、长长的檀香念珠，一把全扔了。
误读聂华苓 丁家桐
整理旧书。一边整理，一边翻翻，翻阅那些过去忽略了的文字。无意间翻到了几篇关于聂华苓的文章，油然忆起上世纪80年代初见到这位美籍女作家的印象，便觉得那时候自己的观念实在是太保守了。
聂华苓要看看扬州。南京的电话说，由陈白尘作伴，扬州期问嘱我全程陪同。陈白尘是我敬仰的文学前辈，可能是国门初开之日，聂曾邀陈到爱荷华的写作中心作客，现在陈老作伴来扬+属于礼节性的回报吧。我初见到的聂华苓，和我印象中的女作家大相径庭。见过冰心，冰心高贵而淡雅；见过茹志鹃，茹志鹃完全是一副老干部气派。聂华苓不同，烫发涂唇，面部精心修饰过，衣着华丽。陈白尘衣着随意，经文革摧残，与聂并肩，仿佛焦大领着林妹妹。约30年前，我们都是赞美女人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感情上便与这位美籍华人有距离。现在补读聂的回忆散文，才知道她于1965年从台湾逃亡至爱荷华时，一位有房出租的史密斯太太曾经羞辱过她，说她是“中国大陆难民”，说“中国人，印度人，都很脏”，拒绝她入住。爱好修饰也许是她受到羞辱心中激愤的结果吧，也许是为了显示中国人的尊严吧。只是在当时，我实在是不懂的。
陪客走走，走过一家文具店。纸墨笔砚对我们来说太稀松平常了，可对聂华苓却有魔力。她说，她要让她的孩子练习写毛笔汉字，这是一种优秀文化。她对种种宣纸逐一摩挲，逐一问价。她似乎下决心要买，但问价后又犹豫了。立在一边的我实在不解，宣纸不是金玉，犹豫什么呢?最终她还是没买，恋恋不合地走了。当时我心里想：这位富婆是不是太小气了!她有经济能力请若干中国作家到美国去写作，不是富婆能办这种大事吗?午餐以后，因为陈白尘老人年岁大了，小憩为宜，我们便借用个园东山一处南向客室喝点茶，小坐片刻。白尘老先生倚在沙发上睡了，想不到的是，聂女士脱了鞋，也蜷在一张长沙发上假寐了。当时我实在纳闷：一位盛装的贵妇人只适合由丫环搀着，在花园里珠摇玉坠地轻移莲步，怎么可以在大众面前醉卧花丛呢?真是不可思议。日前补读回忆录我才明白，聂女士在美国相当长时间内只是一位穷人。走投无路时，一位银行经理荷顿先生允许她借；200美元，带有怜悯性质，按照她的收入状况，每月只能还贷50美元。这一则天方夜谭式绝处逢生的故事，给了她日后承受苦难的永恒的精神力量。她的小说能够那样透彻地理解人生，基于她有那么丰富的催人泪下的人生经历。本质上她绝不是一名贵妇人，我当时的理解真的错了。
聂华苓是个健谈的人，谈过去南京的中央大学，谈1949年怎么逃离大陆，谈文学，谈艺术，谈天南海北，只是她不谈政治。我们经过水云胜概，遥望夕阳衬缺下的白塔亭桥，璀璨无比，她惊叫起来，她说太美了。她不急于上桥，她说美的欣赏需要距离。她掏出相机，要为我们拍照。那时候国内相机还不普及，拍一张彩照是很时髦的事情。推辞不过，一个个以亭桥为背景，让她拍摄。没有想到的是，她返美前，托人郑重地转来了她那天拍的照片。因为逆光，图像模糊，再说头像只占下方一角，构图也不恰当，看来她的摄影技术远不如她的文学修养，当时一笑置之。这一回补读她当年给北京青年的讲话，她说人要自重自强，才能受尊敬，她还说受人之惠，一定不要忘记报答。其实人来人往，人一走茶就凉的事比比皆是，当年聂华苓在扬州走马观花以后，为什么还要郑重其事捎一’张并不精彩的照片回来，直到今日，我才算懂得一点了。
聂华苓印象 张昌华
近年来，我陆续为有过交往的作家们各画一幅肖像，即写一篇印象记之类的文字，作为一种友谊的纪念。我有一个习惯，初稿写成后，必先寄呈传主本人审读，一示尊重，二可匡正，特别是涉及史卖方面的，免得日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不快。先后写了不少，多由传主审正后退还再发表。唯我所敬重的聂华苓先生对我写她的文章颇有微词，不予过关。
聂华苓在审读我写她的文章后，认为错误较多，对拙文多处作了圈点，并加批注，郑重地要求我“别擅自发表”。
尽管如此，一朵无果之花，终没有影响聂华苓留给我诸多良好的印象。
一事当前，先为他人着想。聂华苓的大名素仰，她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和其丈夫、诗人安格尔对世界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令人肃然起敬。结识她始于1999年，时我所供职的出版社计划出版她的一本“自传”。是年夏，她作金陵之旅，我们始有一面之雅。温馨的晚宴上，我们做了随意的交谈。她那儒雅的气质、慈蔼的风度给我留下了“大家风范”的美好记忆。那时，我正在编辑“双叶丛书”，她与安格尔是绝好的人选。事后，我将这一想法写信告诉她，她表示有兴趣。“很高兴”。但极坦诚地言明她的顾虑：上海文艺出版社刚出版了她与安格尔的合集《鹿园情事》，如文章重复入选，似有欺骗读者之嫌；而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版权怎么办?”
不事张扬，淡泊名利。聂华苓、安格尔是国际文坛上一对双子星座。他们伉俪共同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IWP)”饮誉世界，受人仰慕。南京凤凰台饭店的总经理蔡玉洗先生是位热心文化事业的商界名士，他有意效仿IWP，在他经营的饭店创办“凤凰台国际写作中心”，为海内外作家服务。总经理与我有谊，嘱我致函聂华苓，诚邀她当“中心”顾问和题写“中心”的铭牌。聂华苓复信说：“要我当顾问很荣幸!至于写中心铭牌，我的字实在不能见人。就免了吧!”其实，她的字写得相当漂亮潇洒。
谦约平和，善解人意。次年春，聂华苓的“自传”《最美丽的颜色》出版了(那是请人用聂华苓自述性的文字编起来的一部准自传)。收到样书后，她来信云：“我就觉得题目不好，既是自传，如何能称自己是《最美丽的颜色》呢?一看就知道是一些文章凑起来的，只怕现在的读者不一定有兴趣。但对你们的好意我是非常感激的。”
一位朋友知道我与她较熟悉，建议我写一篇较全面介绍聂华苓的文字，以飨读者。我便函请聂华苓寄一些相关个人资料来。她复信鸣谢，为不拂我的好意用航空特快邮来一大包资料。有趣的是在一本她的研究资料专辑的书首贴着一张小纸条：“这本书可否看完后寄还给我?平邮即可。这是仅有的两本之一。”一片温馨，雅致可人。大概是为增加我对她生存现况的印象和感受，嘱我可向中国中央电视台一位先生索借录像带《鹿园一日》，时隔不久我便收到了那盘录像带。
聂华苓曾慨叹自己的一生像活了三辈子，一辈子在大陆(24年)，二辈子在台湾(15年)，三辈子在爱荷华(时已38年)。她仿佛觉得自己三辈子生活在三个不同的世界。我埋首有关她的资料堆中，发现三个人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童年时代她的母亲孙国瑛、中年时的《自由中国》杂志主编雷震和后半生的夫君安格尔。便以此为经线，以大写意概述了她颠沛流离、历尽沧桑和卓有建树多彩多姿的一生。洋洋8000字，自以为写该文我还是下功夫的。后来，我仔细研究了聂华苓的批注，发现她对文稿的前两页是认真修改的，帮我纠错，本意想成全我，认可这篇小文章。大概后来发现失误太多改不胜改大为不悦，而词严利锋地批评我了。她否定了我的文章后，又说还希望我有机会写一篇对她的“印象”。希望“你用自己特有的风格写出你的文章”。写着写着她在那封信的结尾，态度缓和了许多：“文章若不发表，我当感激，否则我会非常不安，不安!”接到这封信后，我没有傲任何辩白(也无白可辩)，礼貌地复她一信，并将借用的资料寄还，顺手夹寄了本社新出的两册图书。她收到后当日发来传真：“总之，我对您只有感激，冒昧之处，请原谅!”今年元旦，给友人分寄贺卡时。我也给她寄了一份。我压根不想她作回复的。孰料，她仍写信来鸣谢，时还耿耿于怀：“仍觉抱歉失礼”，还夸我“你真是气度很大的”。这真反倒令我“不安”起来。她是我敬重的文坛前辈啊!
作家档案
聂华苓，当代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1925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抵台湾定居并从事创作，曾任《自由中国》半月刊编辑，台湾大学、东海大学副教授。1964年离开台湾，应聘至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工作，致力于世界文化交流。1967年和丈夫安格尔创办“国际写作计划”组织，每年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前往爱荷华大学进修创作，让世界各地的作家实现了面对面的交流。同时主持美国爱荷华大学“翻译工作坊”，一直从事教学、写作和翻译等工作。
主要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王大年的几件喜事》《台湾轶事》，散文集《梦谷集》《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三十年后——归人札记》，翻译有《德莫福夫人》《美国短篇小说集》《遣悲怀》《没有点亮的灯》等作品。其他作品《爱荷华札记》《沈从文评传》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表。另著有回忆录《三生三世》《三生影像》。其文章《亲爱的爸爸妈妈》入选初中语文课本。聂华苓的作品以深邃的历史感表现现代中国的沧桑变化，抒写台湾中下层人们的乡愁和海外浪子的悲歌。创作坚持“融传统于现代，融西方于中国”的艺术追求。
母与子 聂华苓
我的弟弟汉仲，是母亲的长子，温顺敦厚，对母亲特别孝顺。1944年，抗日战争炙烈，他高中毕业，瞒着母亲，考取空军。母亲发现了，日夜哭泣。他在四川铜梁空军训练营中，终于接到母亲同意的信，那也是母亲爱子心切绞心断肠的决定。
汉仲于1948年随空军调到台湾嘉义，和徐文郁结了婚。三个弟妹跟他们以及文郁的家人住在嘉义。母亲和我们住在台北。
母亲在父亲去世以后，又逢战乱，生活虽艰苦，也没做过家务事。一到台湾，母亲就对我说：华苓，你一心去工作，家里事，我做!她烧饭、洗衣、擦地板、照顾孩子。
1951年，刚过了阴历年，汉仲特地从嘉义到台北来看母亲。自从1944年我去了中央大学，他突然去铜梁参加空军，我们姐弟还没见过面。他到台北来重聚，对母亲和我是件大事。母亲早早就准备了最重要的亭：藕汤、蒸肉、藕夹、珍珠丸子那些湖北莱。总得来点新鲜口味吧，以前从不下厨的母亲要做葱油饼。厨子杨宝三的德油饼倒是吃了不少。母亲想象着怎么做法，试了一次又一次。自从父亲突然丧生，我从没看见她那么快乐。
那年汉仲正好25岁。
他在台北三天，片刻不离母亲。母亲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母亲到厨房做饭，他也站在身边和她聊天，仿佛他要弥补失去的过去，歉疚无能为力的现在。他一身笔挺的军装，浓眉大眼，真是个俊美的男子。他离开台北的头天晚上，我那深沉含蓄的弟弟，还拖着我在几个榻榻米的房间里跳了一曲华尔兹舞：魂断蓝桥。
他回到嘉义。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去嘉义看他和另外三个弟妹。她回到台北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夜校教课，接到一位父执辈的电话，叫我下课后到他家去。
你弟弟完了!我进门劈头听到的第一句话。你弟弟在例行飞行中失事了。
我在悲痛中首先想到：如何告诉我那年轻守寡指望长子成龙成凤的母亲?我必须瞒着母亲，她心脏有毛病。
骑车回家已是午夜了。母亲还站在窗口等我。
母亲长长哦了一声；回来了!回来了。我担心，怕你出了事。
怎么会出亭?我忍着泪，勉强笑着说：下了课和几个同事聊天，聊晚了。
你还没有吃饭，菜都凉了，我来热一下吧。
吃过了，姆妈。我撒了个谎。
我极力避免面对母亲，每天工作到深夜回家，胡乱吃点什么就钻进卧房了。她常常借故来找我讲话。
姆妈，我太累了。我一面说，倒在床上。
她叹口气走开了。
汉仲在抗战时瞒着母亲投考空军，后来又不能供养母亲，只能常常给她写信。
过了一阵子，母亲终于忍不住了：汉仲好久不来信了。
他调到外岛去了，有任务嘛，不能和外界通信。
啊。
又过了一阵子。
汉仲还没有信。母亲又说。
不能通信嘛，没办法。我脸转到一边，不敢看母亲。
我照常从早工作到晚上十点，母亲照常做饭照顾薇薇，日子仿佛是老样子。殷海光那时还没结婚，和我家一起住在松江路《自由中国》社的房子。每天傍晚，他必到母亲房门口说：聂伯母，散散步吧。
那时的松江路周围是一片荒芜的田野。他和母亲一直散步到天黑，他们边走边谈。母亲回到家，脸色也不那么沉重了。我知道殷海光在用他的爱心，诱导母亲接受那椎心刺骨的丧子之痛。
那时妹妹月珍已到碧潭工作。华蓉和华桐在嘉义读书，暑假我才把他们接到台北。他们到后清理行李。
这是你哥哥的靴子嘛。母亲对华桐说。
哥哥不要了，给我穿。
母亲拿起靴子看了又看，靴子沾了泥。我一手把靴子抢过来，用一块破布使劲擦上面的泥土，那样子我就可以低头忍住眼泪。
母亲说：自己的皮鞋从来不擦，擦弟弟的旧靴子!
你哥哥好几个月不来信了。母亲对华桐说。
华桐，你自己擦擦吧。我转头对他说，只为不忍面对母亲。
华桐嗯了一声。
我连忙接着说：我说过嘛，他驻在外岛，秘密任务，不准和外界通信，家信也不能写。
你们在嘉义晓得他的消息吗?母亲问华桐。
哥哥很好，没有别的消息。
哦。他很好，我就放心了。母亲不露声色。儿子绝不能死，天经地义，不能表示怀疑，不能让人怀疑她怀疑。
我们就那样子瞒了母亲六个月。每个人都戴上太平无事的面具。
一天晚上，我教完课回家。
母亲躺在床上，见我劈头斩钉截铁地说：汉仲完了!
我哇的一下失声痛哭，忍了六个月的眼泪金涌出来了。
我做了个梦。母亲对我说，没有眼泪，我梦见汉仲来了，站在我面前，望着我说：姆妈，我对不起你，丢下你走了。我就醒了。这几个月来的点点滴滴，你们的脸色，你们躲躲藏藏不和我讲话，汉仲的靴子，华桐、华蓉到台北来了，现在都明白了。汉仲完了。你们不要骗我了。
母亲断断续续哭了一夜，第二天，她把父亲死后供奉多年的佛像、金刚经、大悲咒、心经、长长的檀香念珠，一把全扔了。
误读聂华苓 丁家桐
整理旧书。一边整理，一边翻翻，翻阅那些过去忽略了的文字。无意间翻到了几篇关于聂华苓的文章，油然忆起上世纪80年代初见到这位美籍女作家的印象，便觉得那时候自己的观念实在是太保守了。
聂华苓要看看扬州。南京的电话说，由陈白尘作伴，扬州期问嘱我全程陪同。陈白尘是我敬仰的文学前辈，可能是国门初开之日，聂曾邀陈到爱荷华的写作中心作客，现在陈老作伴来扬+属于礼节性的回报吧。我初见到的聂华苓，和我印象中的女作家大相径庭。见过冰心，冰心高贵而淡雅；见过茹志鹃，茹志鹃完全是一副老干部气派。聂华苓不同，烫发涂唇，面部精心修饰过，衣着华丽。陈白尘衣着随意，经文革摧残，与聂并肩，仿佛焦大领着林妹妹。约30年前，我们都是赞美女人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感情上便与这位美籍华人有距离。现在补读聂的回忆散文，才知道她于1965年从台湾逃亡至爱荷华时，一位有房出租的史密斯太太曾经羞辱过她，说她是“中国大陆难民”，说“中国人，印度人，都很脏”，拒绝她入住。爱好修饰也许是她受到羞辱心中激愤的结果吧，也许是为了显示中国人的尊严吧。只是在当时，我实在是不懂的。
陪客走走，走过一家文具店。纸墨笔砚对我们来说太稀松平常了，可对聂华苓却有魔力。她说，她要让她的孩子练习写毛笔汉字，这是一种优秀文化。她对种种宣纸逐一摩挲，逐一问价。她似乎下决心要买，但问价后又犹豫了。立在一边的我实在不解，宣纸不是金玉，犹豫什么呢?最终她还是没买，恋恋不合地走了。当时我心里想：这位富婆是不是太小气了!她有经济能力请若干中国作家到美国去写作，不是富婆能办这种大事吗?午餐以后，因为陈白尘老人年岁大了，小憩为宜，我们便借用个园东山一处南向客室喝点茶，小坐片刻。白尘老先生倚在沙发上睡了，想不到的是，聂女士脱了鞋，也蜷在一张长沙发上假寐了。当时我实在纳闷：一位盛装的贵妇人只适合由丫环搀着，在花园里珠摇玉坠地轻移莲步，怎么可以在大众面前醉卧花丛呢?真是不可思议。日前补读回忆录我才明白，聂女士在美国相当长时间内只是一位穷人。走投无路时，一位银行经理荷顿先生允许她借；200美元，带有怜悯性质，按照她的收入状况，每月只能还贷50美元。这一则天方夜谭式绝处逢生的故事，给了她日后承受苦难的永恒的精神力量。她的小说能够那样透彻地理解人生，基于她有那么丰富的催人泪下的人生经历。本质上她绝不是一名贵妇人，我当时的理解真的错了。
聂华苓是个健谈的人，谈过去南京的中央大学，谈1949年怎么逃离大陆，谈文学，谈艺术，谈天南海北，只是她不谈政治。我们经过水云胜概，遥望夕阳衬缺下的白塔亭桥，璀璨无比，她惊叫起来，她说太美了。她不急于上桥，她说美的欣赏需要距离。她掏出相机，要为我们拍照。那时候国内相机还不普及，拍一张彩照是很时髦的事情。推辞不过，一个个以亭桥为背景，让她拍摄。没有想到的是，她返美前，托人郑重地转来了她那天拍的照片。因为逆光，图像模糊，再说头像只占下方一角，构图也不恰当，看来她的摄影技术远不如她的文学修养，当时一笑置之。这一回补读她当年给北京青年的讲话，她说人要自重自强，才能受尊敬，她还说受人之惠，一定不要忘记报答。其实人来人往，人一走茶就凉的事比比皆是，当年聂华苓在扬州走马观花以后，为什么还要郑重其事捎一’张并不精彩的照片回来，直到今日，我才算懂得一点了。
聂华苓印象 张昌华
近年来，我陆续为有过交往的作家们各画一幅肖像，即写一篇印象记之类的文字，作为一种友谊的纪念。我有一个习惯，初稿写成后，必先寄呈传主本人审读，一示尊重，二可匡正，特别是涉及史卖方面的，免得日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不快。先后写了不少，多由传主审正后退还再发表。唯我所敬重的聂华苓先生对我写她的文章颇有微词，不予过关。
聂华苓在审读我写她的文章后，认为错误较多，对拙文多处作了圈点，并加批注，郑重地要求我“别擅自发表”。
尽管如此，一朵无果之花，终没有影响聂华苓留给我诸多良好的印象。
一事当前，先为他人着想。聂华苓的大名素仰，她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和其丈夫、诗人安格尔对世界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令人肃然起敬。结识她始于1999年，时我所供职的出版社计划出版她的一本“自传”。是年夏，她作金陵之旅，我们始有一面之雅。温馨的晚宴上，我们做了随意的交谈。她那儒雅的气质、慈蔼的风度给我留下了“大家风范”的美好记忆。那时，我正在编辑“双叶丛书”，她与安格尔是绝好的人选。事后，我将这一想法写信告诉她，她表示有兴趣。“很高兴”。但极坦诚地言明她的顾虑：上海文艺出版社刚出版了她与安格尔的合集《鹿园情事》，如文章重复入选，似有欺骗读者之嫌；而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版权怎么办?”
不事张扬，淡泊名利。聂华苓、安格尔是国际文坛上一对双子星座。他们伉俪共同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IWP)”饮誉世界，受人仰慕。南京凤凰台饭店的总经理蔡玉洗先生是位热心文化事业的商界名士，他有意效仿IWP，在他经营的饭店创办“凤凰台国际写作中心”，为海内外作家服务。总经理与我有谊，嘱我致函聂华苓，诚邀她当“中心”顾问和题写“中心”的铭牌。聂华苓复信说：“要我当顾问很荣幸!至于写中心铭牌，我的字实在不能见人。就免了吧!”其实，她的字写得相当漂亮潇洒。
谦约平和，善解人意。次年春，聂华苓的“自传”《最美丽的颜色》出版了(那是请人用聂华苓自述性的文字编起来的一部准自传)。收到样书后，她来信云：“我就觉得题目不好，既是自传，如何能称自己是《最美丽的颜色》呢?一看就知道是一些文章凑起来的，只怕现在的读者不一定有兴趣。但对你们的好意我是非常感激的。”
一位朋友知道我与她较熟悉，建议我写一篇较全面介绍聂华苓的文字，以飨读者。我便函请聂华苓寄一些相关个人资料来。她复信鸣谢，为不拂我的好意用航空特快邮来一大包资料。有趣的是在一本她的研究资料专辑的书首贴着一张小纸条：“这本书可否看完后寄还给我?平邮即可。这是仅有的两本之一。”一片温馨，雅致可人。大概是为增加我对她生存现况的印象和感受，嘱我可向中国中央电视台一位先生索借录像带《鹿园一日》，时隔不久我便收到了那盘录像带。
聂华苓曾慨叹自己的一生像活了三辈子，一辈子在大陆(24年)，二辈子在台湾(15年)，三辈子在爱荷华(时已38年)。她仿佛觉得自己三辈子生活在三个不同的世界。我埋首有关她的资料堆中，发现三个人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童年时代她的母亲孙国瑛、中年时的《自由中国》杂志主编雷震和后半生的夫君安格尔。便以此为经线，以大写意概述了她颠沛流离、历尽沧桑和卓有建树多彩多姿的一生。洋洋8000字，自以为写该文我还是下功夫的。后来，我仔细研究了聂华苓的批注，发现她对文稿的前两页是认真修改的，帮我纠错，本意想成全我，认可这篇小文章。大概后来发现失误太多改不胜改大为不悦，而词严利锋地批评我了。她否定了我的文章后，又说还希望我有机会写一篇对她的“印象”。希望“你用自己特有的风格写出你的文章”。写着写着她在那封信的结尾，态度缓和了许多：“文章若不发表，我当感激，否则我会非常不安，不安!”接到这封信后，我没有傲任何辩白(也无白可辩)，礼貌地复她一信，并将借用的资料寄还，顺手夹寄了本社新出的两册图书。她收到后当日发来传真：“总之，我对您只有感激，冒昧之处，请原谅!”今年元旦，给友人分寄贺卡时。我也给她寄了一份。我压根不想她作回复的。孰料，她仍写信来鸣谢，时还耿耿于怀：“仍觉抱歉失礼”，还夸我“你真是气度很大的”。这真反倒令我“不安”起来。她是我敬重的文坛前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