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社会文明是十九大首次提出来的一个国家发展目标。”日前，在成都举行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年会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俞可平说。
在俞可平的众多身份标签中，“学者”无疑是他最闪亮的本色和情怀。在今年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俞可平寄语他的学生：追求一种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仅仅追求自己的尊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帮助身边的其他人去维护他们的尊严，要努力通过推动社会的进步，去维护所有人的尊严。”
在俞可平看来，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最后形成新的社会生态，需要价值、制度、机制程序和政治的保障。
《中国经济周刊》：十九大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理念和目标。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俞可平：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要了解当代世界，必须要了解当代中国。要了解中国，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党代会产生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同时党代会的报告会影响中国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战略。
十九大报告有一个关于国家战略很大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4个文明变成了5个文明，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基础上加上了社会文明。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文明要达到新的程度。到本世纪中叶，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
社会文明是十九大首次提出来的一个国家发展目标。在我看来，社会文明就是人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进步状态，是社会生活领域所有进步成就的综合体现，既包括人类推动社会进步中所产生的先进意识、理念、法律、价值、制度、风俗，也包括个人的素质、修养、道德、习惯和行为方式。社会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不可分离，它们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整体向前推进。
《中国经济周刊》：实现社会文明的进步，关键环节在哪儿？
俞可平：人类的进步集中体现在文明的演进，因此人类的历史首先是文明的历史。只有不断反思自己的文明，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并推进文明的进步。文明是人类的普遍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弘扬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我们承认文明的价值，从而倡导文明行为，也有责任阻止所有的野蛮行为和反智行为，国家和社会应当共同担负起保护和教化文明的责任。
如果把人类文明进步看做一个链条，这个链条的最前端就是提出新的价值、新的理念，最末端就是新的社会生态。
新的价值之所以在最前端，是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第一个关键是得有目标和方向，这个目标和方向集中体现在人类所追求新的、先进的价值。但是，光有新的价值是不够的，还得依靠好的制度来实现，第二个关键就是好的制度。而制度光停留在纸上也是不够的，所以第三个关键环节就是机制和程序。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和程序，使得制度所追求的价值，能够一个个落到实处。
有了制度、机制和程序以后，我们还要有政治。通过一项项具体政策，让这些价值体现出具体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社会权益和文化权益，最后形成新的社会生态。
《中国经济周刊》：能否举一个社会文明领域的案例？发展社会文明还有哪些短板，如何提升？
俞可平：现代社会在结构上分化为三个相对独立、相互联系的系统。第一个是以政府组织为基础、以官员为代表的政府系统，第二个是以公司组织为基础、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市场系统和经济系统，第三个就是以民间组织为基础、公民自己为代表的公民系统或者社会系统。
随着我国新的社会格局的形成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到来，改革的重心正在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公民社会系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比如基金会这种组织，它就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也是一个典型的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它既不属于国家系统，也不属于市场系统，而是属于社会系统。它有很多特征，最重要就是自愿性、公益性、非营利性、非争议性。这里面最主要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公益性。基金会的发展状况在相当程度上能反映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发展，直接体现社会文明的进步。
从创造先进理念、推动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公民的社会参与、改善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公信力、培育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看，基金会有其重要的角色和广阔的前景。
现代基金会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很短，但是发展速度很快。从1981年中国成立第一家正规的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263家正式注册登记的基金會，净资产据不完全统计已达到1187亿元。
如果我们从推进国家现代化和提升现代文明的高度看，我国的基金会还存在不少问题。整个社会参与程度还不高，管理人才不足。特别是基金会的资产规模相对较小，1100多亿元还不及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基金会的资产。此外，中国基金会的国际参与性不高，国外很多基金会已经进入中国，但我们中国基金会走到国际上去的还很少，跟我们国家日益强大的国际形象和整体格局是不相匹配的。
其实，从基金会的提升角度，可以探讨很多社会文明进步的有益尝试。
在俞可平的众多身份标签中，“学者”无疑是他最闪亮的本色和情怀。在今年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俞可平寄语他的学生：追求一种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仅仅追求自己的尊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帮助身边的其他人去维护他们的尊严，要努力通过推动社会的进步，去维护所有人的尊严。”
在俞可平看来，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最后形成新的社会生态，需要价值、制度、机制程序和政治的保障。
《中国经济周刊》：十九大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理念和目标。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俞可平：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要了解当代世界，必须要了解当代中国。要了解中国，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党代会产生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同时党代会的报告会影响中国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战略。
十九大报告有一个关于国家战略很大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4个文明变成了5个文明，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基础上加上了社会文明。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文明要达到新的程度。到本世纪中叶，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
社会文明是十九大首次提出来的一个国家发展目标。在我看来，社会文明就是人类在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进步状态，是社会生活领域所有进步成就的综合体现，既包括人类推动社会进步中所产生的先进意识、理念、法律、价值、制度、风俗，也包括个人的素质、修养、道德、习惯和行为方式。社会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不可分离，它们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整体向前推进。
《中国经济周刊》：实现社会文明的进步，关键环节在哪儿？
俞可平：人类的进步集中体现在文明的演进，因此人类的历史首先是文明的历史。只有不断反思自己的文明，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并推进文明的进步。文明是人类的普遍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弘扬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我们承认文明的价值，从而倡导文明行为，也有责任阻止所有的野蛮行为和反智行为，国家和社会应当共同担负起保护和教化文明的责任。
如果把人类文明进步看做一个链条，这个链条的最前端就是提出新的价值、新的理念，最末端就是新的社会生态。
新的价值之所以在最前端，是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第一个关键是得有目标和方向，这个目标和方向集中体现在人类所追求新的、先进的价值。但是，光有新的价值是不够的，还得依靠好的制度来实现，第二个关键就是好的制度。而制度光停留在纸上也是不够的，所以第三个关键环节就是机制和程序。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和程序，使得制度所追求的价值，能够一个个落到实处。
有了制度、机制和程序以后，我们还要有政治。通过一项项具体政策，让这些价值体现出具体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社会权益和文化权益，最后形成新的社会生态。
《中国经济周刊》：能否举一个社会文明领域的案例？发展社会文明还有哪些短板，如何提升？
俞可平：现代社会在结构上分化为三个相对独立、相互联系的系统。第一个是以政府组织为基础、以官员为代表的政府系统，第二个是以公司组织为基础、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市场系统和经济系统，第三个就是以民间组织为基础、公民自己为代表的公民系统或者社会系统。
随着我国新的社会格局的形成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到来，改革的重心正在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政治领域，公民社会系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比如基金会这种组织，它就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也是一个典型的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它既不属于国家系统，也不属于市场系统，而是属于社会系统。它有很多特征，最重要就是自愿性、公益性、非营利性、非争议性。这里面最主要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公益性。基金会的发展状况在相当程度上能反映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发展，直接体现社会文明的进步。
从创造先进理念、推动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公平、扩大公民的社会参与、改善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公信力、培育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看，基金会有其重要的角色和广阔的前景。
现代基金会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很短，但是发展速度很快。从1981年中国成立第一家正规的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263家正式注册登记的基金會，净资产据不完全统计已达到1187亿元。
如果我们从推进国家现代化和提升现代文明的高度看，我国的基金会还存在不少问题。整个社会参与程度还不高，管理人才不足。特别是基金会的资产规模相对较小，1100多亿元还不及西方发达国家一个基金会的资产。此外，中国基金会的国际参与性不高，国外很多基金会已经进入中国，但我们中国基金会走到国际上去的还很少，跟我们国家日益强大的国际形象和整体格局是不相匹配的。
其实，从基金会的提升角度，可以探讨很多社会文明进步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