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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全国各地文艺工作者——无论是专业的还是民间艺人，都自觉拿起文艺武器，热情地投入团结抗日的宣传，以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
在诸多文艺样式中，音乐有着其他诸种样式所不具有的特点。如丰子恺所说，文学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待人去访问；演戏原限于时地，只有一时间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造型艺术（绘画雕塑之类）也受着与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所以在抗战时期，音乐创作尤其活跃，音乐作品尤其众多，歌咏活动尤为普及。在音乐活动中，维护国共合作主题作品的创作、传唱，意义重大。在这方面工作中，八路军的文艺工作者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两党合作优秀歌曲不断涌现
最早创作国共合作主题歌曲的是陆定一。陆定一（1906—1996年），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第二纵队干部队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东征、西征，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陆定一曾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第二次国共合作基本实现后，陆定一适应当时形势需要并依据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撰写了《国共合作纪念歌》。他后来回忆说：“记得1936年我曾经写过一个歌，其中写道：‘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不会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赞成两党合作，不赞成两党分裂。”
紧随其后，著名音乐家周巍峙也顺应时势，创作了《国共合作进行曲》。周巍峙，江苏东台人，原名周良骥，1934年参加上海左翼歌咏活动，1937年参加八路军。曾任中国歌曲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常务理事，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秘书。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晋察冀边区音协主席。周巍峙谱写的著名歌曲有《上起刺刀来》《前线进行曲》《子弟兵进行曲》等。1937年11月，周巍峙在山西临汾创作了《国共合作进行曲》。
流传于八路军开创的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创作者失传的国共合作歌还有《两党合作来救亡》《国共合作歌》《统一战线歌》《抗日建国纲领歌》等等。
音乐振心全国各地共同传唱
国共合作主题的歌曲，特别是八路军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国共合作主题的歌曲，不仅在八路军中和八路军开创的抗日根据地传唱，而且在全国各地也广泛传唱。丰子恺当时记述说：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我在江西坐船走水路，常夜泊荒村，上岸游览，亲耳所闻），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之于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宋代词人柳永所作词，普遍流传于民间，当时有“有井水处，即有柳词”之谚。现在也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平易浅明，世人有“老妪能解”之评。现在的抗战歌曲，当然比白居易的诗更为平白，直可称之为“幼童能解”。
音乐是艺术中最活跃，最动人，最富于“感染力”与“亲和力”的一种。英国人杰·布鲁斯写道：新四军的战地服务团的工作主要是在宣传、教育，以及一切政治性的活动上。这种宣传、教育的工作，当然是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在战地有很多过去的旧式女子，以及小孩，现在差不多都能唱歌（最流行的歌曲是《国共合作歌》《游击队歌》，以及《生死关头》等）甚至演说了。一切原来就潜伏在群众中间的抗日力量，经过战地服务团员的工作后，现在已都爆发出来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了。
在陕北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唱歌成为一切工作的政治动员的号角。如《国共合作歌》《统一战线歌》影响就很大。”
李建彤小说《刘志丹》作者回忆她1937年底经八路军驻陕西办事处介绍到云阳，参加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的情景说：我们五个人编在一个大队，大队长名叫董毅岫，穿着灰军衣，是延安“抗大”毕业生，像个知识分子，高头大个儿，很有魄力，会管理这些学生“新兵”。他一看入学登记表，就叫我出来教唱歌。……大队长一看我这学生腔，他就挥着双臂，大声地、放开嗓门唱起了《国共合作歌》：“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唱了几句，又扭头对我说：“放开！这是战士，不是学院；这是战斗，不是教室。”青年干部训练班学员于绍谦也曾回忆青训班生活说：“我们天天唱着‘国共合作，中国不会亡，国共联合中国就兴旺，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杀！’这振奋人心的歌曲。”
1937年冬，山西决死二纵队、牺盟会洪赵中心区及第六行政公署在汾西县暖泉头驻地举办了干部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学员，绝大部分是现职干部，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旧政府的干部，也有青年知识分子，有朝气蓬勃的学生，也有老气横秋的教师。学习内容除政治课外，特别强调抗日歌曲的演唱，以强化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学习班规定：学员必须学会十个以上抗日歌曲的演唱与教唱，歌曲的第一个便是《国共合作歌》，第二个是《义勇军进行曲》。
1937年12月，河北张荫梧组织的“干部养成所”派学员到八路军中学习游击战。当时的学员韩铭书回忆到辽县拐儿镇听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的报告的情景说，在报告开始前，由程世兰教我们大家唱歌。第一支歌就是（《国共合作歌》，接着她又指挥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之后，是学生队和八路军互相拉唱，歌声此起彼伏，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山西吉县牺盟会干训班学员刘沧回忆说：1938年5月在县牺盟会干训班学习时，听说“民族革命大学”招生，就联络了几个同学去那里看看。到了吉县南村遇见原认识的赵老师在“民族革命大学”总务处工作，于是我们就报了名，经考试被录取，介绍到大圪塔村的新生队。在“民族革命大学”学习期间，特别是那支（《国共合作歌》，激昂高亢的“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的歌词，使我们懂得了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重要。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领唱《国共合作纪念歌》的事例。1938年4月在山西参加八路军的殷群，回忆起在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政治部直属的“晋南军政学校”学习时，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大家高唱《国共合作纪念歌》，并讲解唱这首歌的意义。殷群回忆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到处荡漾着革命的歌声，歌声传播党的主张，表达人民的意志，激励人民去实现党和人民的目标。1938年，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的下午，我们八路军晋南干校的全体指战员，参加了八路军前总在晋东南屯留县一个山村里召开的军民纪念大会。忽然，不知谁高喊：“二号，来一个！”彭总站在战士们队前，打了个手势，叫大家静下来，和蔼地跟大家商量：“听陈沂同志说，谢有法从延安来，教了你们个新歌《国共合作纪念歌》，大家一起唱好不好？”“好！”全队热烈响应。彭总清了清嗓子，开了个头，就挥动双手打着拍子，我们一起唱起来。彭总在纪念大会上讲了华北抗战形势和我军任务，并阐明唱这只歌的长远意义。他说：“同志们！我们唱国共合作纪念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是权宜之计和什么策略，我们是在用歌声向全国人民阐明民族大义……我们共产党人，是真心实意和国民党长期合作，和全国人民一道抗战建国，把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历史千秋万代写下去。”
国共合作抗日，统一全国人民共同抗战，为战斗的胜利打造了基础。而这一时期所创作并传唱的音乐作品，无疑又为全民族抗战增添了动力。
在山东，1939年3月在长清县参加八路军第129师平原纵队的段少勋回忆部队文化生活说：“还有的歌曲，则是向战士和向人民进行革命历史的教育，号召军民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抗日必定胜利的决心的好歌子，为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反共高潮时，我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革命口号，打下了思想基础。如《国共合作歌》《国共合作纪念歌》等，都热情地歌唱和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着我们团结一心，共同奋战。这些革命历史歌曲，多年来一直在我耳畔回响，它教育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逐步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鼓舞着我在革命的征途中不断奋勇向前。”
在四川南充，南华宣传剧队在每次舞台表演结束前演出几个谢幕节目，其中一个是唱《国共合作歌》：“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不会亡！”这首歌是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很好宣传，有助于南充各阶层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
在西安，有人回忆说：1938年4月，神圣的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一些身穿灰色军装，足着球鞋或草鞋，打着绑腿，留着短头发，雄赳赳、气昂昂的年轻姑娘在讲演抗战的形势和我国必胜的道理；还表演抗日活报小品，如《放下你的鞭子》；指挥大家唱救亡歌曲。……有一首《国共合作歌》，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其中有“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的词语，我一直记得很清楚，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强音。
在广东，1938年冬成立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有7个分团，6个特殊队或专业队，分赴东江各地活动。1939年春，抵达佗城的第六分团（龙川队），有20多人。这个团经常活动的内容有：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办夜校提高群众觉悟，在街头唱歌、演街头剧等。唱歌有《大刀歌》《流亡三部曲》（《打回东北去》《国共合作歌》《春耕歌》等等。
有人描述当时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传唱《国共合作歌》的情况说，“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唱抗日歌曲，大演抗战题材的话剧。大唱革命歌曲是从‘新兵营’开始的。在中共党人的提倡和努力下，歌咏队的发展，更是像雨后春笋，普遍于各学校、军营和工厂，
《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流亡三部曲》《国共合作歌》《黄河大合唱》等民族抗战的歌声，飞扬在迪化全城。”新疆日报社阿克苏分社代社长陈清源（陈浩然，中共党员，1959年9月任新疆日报社阿克苏分社编辑长，1941年4月任副社长、代社长）、阿克苏地方税局副局长程九柯（中共党员）、小学教师苏枚（黄颐，黄火青夫人，中共党员）等都曾在新疆阿克苏地区进行过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教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我们在太行山上》和《国共合作歌》等。
历史可以见证，在那个特殊时期，国共合作主题歌曲的创作和传唱，维护了国共合作，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编辑 王鸽子）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馆员）
在诸多文艺样式中，音乐有着其他诸种样式所不具有的特点。如丰子恺所说，文学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躺在书铺里，待人去访问；演戏原限于时地，只有一时间一地点的人可以享受；造型艺术（绘画雕塑之类）也受着与上述两者相同的限制。“只有音乐，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所以在抗战时期，音乐创作尤其活跃，音乐作品尤其众多，歌咏活动尤为普及。在音乐活动中，维护国共合作主题作品的创作、传唱，意义重大。在这方面工作中，八路军的文艺工作者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两党合作优秀歌曲不断涌现
最早创作国共合作主题歌曲的是陆定一。陆定一（1906—1996年），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第二纵队干部队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东征、西征，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陆定一曾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第二次国共合作基本实现后，陆定一适应当时形势需要并依据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撰写了《国共合作纪念歌》。他后来回忆说：“记得1936年我曾经写过一个歌，其中写道：‘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不会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赞成两党合作，不赞成两党分裂。”
紧随其后，著名音乐家周巍峙也顺应时势，创作了《国共合作进行曲》。周巍峙，江苏东台人，原名周良骥，1934年参加上海左翼歌咏活动，1937年参加八路军。曾任中国歌曲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常务理事，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秘书。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晋察冀边区音协主席。周巍峙谱写的著名歌曲有《上起刺刀来》《前线进行曲》《子弟兵进行曲》等。1937年11月，周巍峙在山西临汾创作了《国共合作进行曲》。
流传于八路军开创的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创作者失传的国共合作歌还有《两党合作来救亡》《国共合作歌》《统一战线歌》《抗日建国纲领歌》等等。
音乐振心全国各地共同传唱
国共合作主题的歌曲，特别是八路军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国共合作主题的歌曲，不仅在八路军中和八路军开创的抗日根据地传唱，而且在全国各地也广泛传唱。丰子恺当时记述说：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我在江西坐船走水路，常夜泊荒村，上岸游览，亲耳所闻），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之于村夫牧童之口。都会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宋代词人柳永所作词，普遍流传于民间，当时有“有井水处，即有柳词”之谚。现在也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平易浅明，世人有“老妪能解”之评。现在的抗战歌曲，当然比白居易的诗更为平白，直可称之为“幼童能解”。
音乐是艺术中最活跃，最动人，最富于“感染力”与“亲和力”的一种。英国人杰·布鲁斯写道：新四军的战地服务团的工作主要是在宣传、教育，以及一切政治性的活动上。这种宣传、教育的工作，当然是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在战地有很多过去的旧式女子，以及小孩，现在差不多都能唱歌（最流行的歌曲是《国共合作歌》《游击队歌》，以及《生死关头》等）甚至演说了。一切原来就潜伏在群众中间的抗日力量，经过战地服务团员的工作后，现在已都爆发出来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了。
在陕北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唱歌成为一切工作的政治动员的号角。如《国共合作歌》《统一战线歌》影响就很大。”
李建彤小说《刘志丹》作者回忆她1937年底经八路军驻陕西办事处介绍到云阳，参加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的情景说：我们五个人编在一个大队，大队长名叫董毅岫，穿着灰军衣，是延安“抗大”毕业生，像个知识分子，高头大个儿，很有魄力，会管理这些学生“新兵”。他一看入学登记表，就叫我出来教唱歌。……大队长一看我这学生腔，他就挥着双臂，大声地、放开嗓门唱起了《国共合作歌》：“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唱了几句，又扭头对我说：“放开！这是战士，不是学院；这是战斗，不是教室。”青年干部训练班学员于绍谦也曾回忆青训班生活说：“我们天天唱着‘国共合作，中国不会亡，国共联合中国就兴旺，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杀！’这振奋人心的歌曲。”
1937年冬，山西决死二纵队、牺盟会洪赵中心区及第六行政公署在汾西县暖泉头驻地举办了干部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学员，绝大部分是现职干部，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旧政府的干部，也有青年知识分子，有朝气蓬勃的学生，也有老气横秋的教师。学习内容除政治课外，特别强调抗日歌曲的演唱，以强化抗日宣传、动员工作。学习班规定：学员必须学会十个以上抗日歌曲的演唱与教唱，歌曲的第一个便是《国共合作歌》，第二个是《义勇军进行曲》。
1937年12月，河北张荫梧组织的“干部养成所”派学员到八路军中学习游击战。当时的学员韩铭书回忆到辽县拐儿镇听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的报告的情景说，在报告开始前，由程世兰教我们大家唱歌。第一支歌就是（《国共合作歌》，接着她又指挥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之后，是学生队和八路军互相拉唱，歌声此起彼伏，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山西吉县牺盟会干训班学员刘沧回忆说：1938年5月在县牺盟会干训班学习时，听说“民族革命大学”招生，就联络了几个同学去那里看看。到了吉县南村遇见原认识的赵老师在“民族革命大学”总务处工作，于是我们就报了名，经考试被录取，介绍到大圪塔村的新生队。在“民族革命大学”学习期间，特别是那支（《国共合作歌》，激昂高亢的“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的歌词，使我们懂得了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重要。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领唱《国共合作纪念歌》的事例。1938年4月在山西参加八路军的殷群，回忆起在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政治部直属的“晋南军政学校”学习时，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大家高唱《国共合作纪念歌》，并讲解唱这首歌的意义。殷群回忆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到处荡漾着革命的歌声，歌声传播党的主张，表达人民的意志，激励人民去实现党和人民的目标。1938年，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的下午，我们八路军晋南干校的全体指战员，参加了八路军前总在晋东南屯留县一个山村里召开的军民纪念大会。忽然，不知谁高喊：“二号，来一个！”彭总站在战士们队前，打了个手势，叫大家静下来，和蔼地跟大家商量：“听陈沂同志说，谢有法从延安来，教了你们个新歌《国共合作纪念歌》，大家一起唱好不好？”“好！”全队热烈响应。彭总清了清嗓子，开了个头，就挥动双手打着拍子，我们一起唱起来。彭总在纪念大会上讲了华北抗战形势和我军任务，并阐明唱这只歌的长远意义。他说：“同志们！我们唱国共合作纪念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是权宜之计和什么策略，我们是在用歌声向全国人民阐明民族大义……我们共产党人，是真心实意和国民党长期合作，和全国人民一道抗战建国，把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历史千秋万代写下去。”
国共合作抗日，统一全国人民共同抗战，为战斗的胜利打造了基础。而这一时期所创作并传唱的音乐作品，无疑又为全民族抗战增添了动力。
在山东，1939年3月在长清县参加八路军第129师平原纵队的段少勋回忆部队文化生活说：“还有的歌曲，则是向战士和向人民进行革命历史的教育，号召军民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抗日必定胜利的决心的好歌子，为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反共高潮时，我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革命口号，打下了思想基础。如《国共合作歌》《国共合作纪念歌》等，都热情地歌唱和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励着我们团结一心，共同奋战。这些革命历史歌曲，多年来一直在我耳畔回响，它教育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逐步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鼓舞着我在革命的征途中不断奋勇向前。”
在四川南充，南华宣传剧队在每次舞台表演结束前演出几个谢幕节目，其中一个是唱《国共合作歌》：“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就不会亡！”这首歌是对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很好宣传，有助于南充各阶层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
在西安，有人回忆说：1938年4月，神圣的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一些身穿灰色军装，足着球鞋或草鞋，打着绑腿，留着短头发，雄赳赳、气昂昂的年轻姑娘在讲演抗战的形势和我国必胜的道理；还表演抗日活报小品，如《放下你的鞭子》；指挥大家唱救亡歌曲。……有一首《国共合作歌》，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其中有“国民党，共产党，两党合作，中国不会亡；两党合作，中国就兴旺。”的词语，我一直记得很清楚，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强音。
在广东，1938年冬成立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有7个分团，6个特殊队或专业队，分赴东江各地活动。1939年春，抵达佗城的第六分团（龙川队），有20多人。这个团经常活动的内容有：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办夜校提高群众觉悟，在街头唱歌、演街头剧等。唱歌有《大刀歌》《流亡三部曲》（《打回东北去》《国共合作歌》《春耕歌》等等。
有人描述当时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传唱《国共合作歌》的情况说，“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唱抗日歌曲，大演抗战题材的话剧。大唱革命歌曲是从‘新兵营’开始的。在中共党人的提倡和努力下，歌咏队的发展，更是像雨后春笋，普遍于各学校、军营和工厂，
《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流亡三部曲》《国共合作歌》《黄河大合唱》等民族抗战的歌声，飞扬在迪化全城。”新疆日报社阿克苏分社代社长陈清源（陈浩然，中共党员，1959年9月任新疆日报社阿克苏分社编辑长，1941年4月任副社长、代社长）、阿克苏地方税局副局长程九柯（中共党员）、小学教师苏枚（黄颐，黄火青夫人，中共党员）等都曾在新疆阿克苏地区进行过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教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我们在太行山上》和《国共合作歌》等。
历史可以见证，在那个特殊时期，国共合作主题歌曲的创作和传唱，维护了国共合作，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编辑 王鸽子）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