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记者有一个好处，就是采访越多，你手上的故事碎片就越多。如果将世界视为一个球体，这些碎片能帮你更好地补齐球面。幸运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或许你能更接近“真实”，避免被凝固的偏见裹挟，陷入单向度的陷阱。
　　几个月前我写过一篇关于网贷平台连环爆雷的调查。为了完成报道，我采访了出事平台“网贷之家”的资金出借人、某P2P平台前员工、某P2P平台高管等。但遗憾的是，我缺失了一个重要的采访维度，即文中剖析案例“网贷之家”背后的关键人徐红伟等。
　　之所以缺失，主要是因为当时徐红伟等均已被警方控制，一是不便接受采访，二是因为经济案件涉及追款，警方也不希望透露太多信息，影响被追款企业的运营，增大追偿难度。所以，当时的我唯有更多聚焦于公开数据和事发前的报道，从中挖掘，以补齐直接采访的缺失。
　　没想到，几个月后，因为这篇《走出看守所的富二代》，竟给了我一个机会补齐这个缺口，得以站在已爆雷P2P平台经营方的角度看看，除了维权出借人眼中全然的恶，他们在爆雷前后的经历，以及如何自陈。当然，这次平台实控人依然在看守所，我所得到的故事碎片主要来自实控人丁万青之子丁伟的敘述。
　　根据丁伟提供的故事版本，父母最初涉足民间借贷，主要是因为丁家的粮食加工生意为现金结算，账上的钱不用时，就会借给知根知底的人以赚取利息。后来，生意越做越大，手上攒的钱越来越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丁家做资金流转，于是借贷规模逐渐变大。再后来，恰逢P2P发展迅速，网贷便顺水推舟。
　　按照丁伟的说法，虽然到了后期，一半因为父亲自负，一意孤行；一半因为人情世故，掣手掣脚，年逾五十的父亲开始有些犯糊涂，常会因为对借款人判断失误而导致坏账。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丁家生意出现变故的直接原因，最终让丁家走向破产的是P2P行业的危机传导，同城的另一家公司倒闭，引发投资者信心崩塌，恐慌的投资者上门挤兑，加上老赖趁火打劫，父母经不住压力，最终“爆雷”，进入破产清算，一切归零。
　　人的叙述都是利己的，从表面的信息上看，每一个拥有表达权的相关方都竭尽可能地强调自己的“受害者”身份：被骗了钱的，忽视了自己最初的贪婪，即便这份贪婪极不明显到只有一两个百分点；骗人钱的，觉得自己已经尽力挽救局面，当初自己也是被人架上了贼船；有参与骗局嫌疑的急于撇清关系，认为及时止损，便能将过去抹得一干二净。
　　乱局中，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面。
　　另一面，则是在不久前写完另一篇报道《长租公寓变局：行业阵痛能撬动什么？》后感触很深的——商业的扩张经常伴随着原罪：最后成功的人往往会感叹一句，运气好些罢了。
　　你看，世界的灰度远比北京的雾霾更浓。
　　这次采访另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丁伟谈及他对一些媒体采访的态度。他的描述很赤裸—— “媒体消费我，我消费流量。”
　　其实，在真正接触这个题之前，坦诚地讲，我多少有些想当然。去年丁伟家里出事后，很多媒体报道的论调都是带有批判性的，甚至不无尖酸，我以为我看到的就是他所遭遇的舆论环境，但实则绝非全景。
　　这让我重新认识了曝光度，如果用比较极端的说法去看，即便一个人被塑造得全然负面，也会有人从负面中看到认同，这份认同意味着机会，会带人走出困境，即便有时被支持者自己也很难说清吸引这些“支持者”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这多少会让人觉得，不是世界不可理解，而是在每个人的狭小星球里，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逻辑，无论残酷还是坦荡，无论善与恶，都是世界的一面而已，都是一种可能。
　　但这些可能不断叠加，最终会塑造出一条无法被溪流侵蚀的河坝，那条河坝会引你走向某种宿命。就像《西部世界》里说的，那时，世界的终点就只有一种可能，无论平行世界里发生了什么。
　　而作为倾听者，有时候获得更多的认知，其实也是怀揣更多的偏见，然后用偏见对抗更多的偏见，趋向一个看似经得起更多推敲的事实。